此為我反映給商周的留言：
商周同仁您好，
得知貴社出版《意識究竟從何而來》的消息時，我十分興奮，因為素來對這個主題很有興趣。出版不久即購入。
目前我讀了50餘頁，對本書的翻譯品質十分不滿。很多段落我讀來生疑，只好對照原文，才發現翻譯得不準確，而且錯得「一以貫之」。譬如regulate/tion，譯者一概著眼於「規則」、「規範」來翻譯（這位台大社會所畢業的譯者似乎對社會學的用法念念不忘），然而在本書生物學／神經生理學的論題下，譯為「調節」顯然比較恰當。第二章標題「Life regulation」意指該章論及的、調節生命的各種機制，而第49頁倒數第4行「構成並且規範行為」，原文為「regulates behavior」，理解為「調節行為」恐怕也比較恰當，否則我不能理解神經元如何「規範」其他細胞的狀態。
第48頁的完整段落最後一句中的「seeming intelligence」大抵是「似有若無的智能」，翻成「淺層智能」不但容易誤導（莫非還存在「深層智能」？），也讓人一頭霧水。
第49頁第一個完整段落最後一句的「激進行動者」也有一樣的問題。原文是「radical」，在社會學的脈絡常譯為「基進」，意思是「根本的」，這裡的意思是神經元演化出來是自我能茁生的根本原因，無關乎「激進」與否。
另有一項，我不太肯定，但似乎可與你們商榷：本書的「know」翻成「認知」似乎比「知」或「知道」更恰當。這就好比當代的KrV譯本會將「Erkennen」翻成「cognition」而非「knowing」。選擇較貼近當代科學分野、歷史包袱較輕省的譯詞，或許更有助讀者掌握文意。
其他散見各段的小問題我一時也蒐集不全，不論。我仍肯定編輯選譯這本書的眼光，但翻譯品質與把關顯然還有改進餘地。譬如「regulate/tion」的錯譯，頗有可能讓「不求甚解」的讀者誤解，違逆了貴社推廣科學知識的用心，則為憾事。
讀得不大開心。如果還要一邊對照英文，又何必買中譯。然而本書部分段落實在會（至少讓我）一頭霧水。
1.一般而言，漢語只能用「性別」對譯sex和gender，容易造成誤解。譬如這篇新聞結尾引用《頁岩》的報導標題，將"banish gender"譯作「驅逐性別」，乍看沒什麼問題，但放在這篇新聞的結尾，就可能理解成瑞典人要把sex和gender的差異都一併取消。當然，一併取消也是一種主張，只是由本文報導的例子來看，其主張應較接近標題「性別…中立」。
2.我以為本文提到的現象，用banish gender來描述，是切合的。其中，語言尤其是主要的戰場。「男生」玩「女生的」玩具或反之，人們的反彈似乎不太大：消費既是一種個體化的方式，也被歸因到個人，尤其個人的「偏好」。父母幫孩子挑玩具的權力，目前似乎還沒有遭受普遍質疑（，甚至一定範圍內還受法律保護）。不過，創造新詞等語言的鬥爭，就一定短兵相接、白刃見血了。語言以及與之相關連的概念，儘管有歷史，無疑具有將「對於特定對象的特定期望」與特定的性質銜接起來、甚至固定下來的效力。
這則報導提到的人稱代名詞，是表現一般化的社會關係的一類語言。人稱代名詞與個體的關係，可以隨使用的個體不同而改變指涉，不過這組代名詞本身不需要變動。新的人稱代名詞進入語言，意味社會關係有所變動。Hen會否「排擠」han和hon，或者與之共存（譬如，hen可能獨獨拿來指涉較年輕世代的性別曖昧或無性別的個人），或者根本不受歡迎，要是實際的社會過程而定。所以重點是標定出，是哪些原因使人們不必再像過去那樣，期望性別的值應該要是穩定的？為什麼性別不再影響行動的可能性？而不是像教條主義者那樣，動不動就指控別人意圖毀滅某種語言－－雖然這種指控作為象徵鬥爭的策略，還是有賣點。
我以為林驤華這段錯誤蠻嚴重的，尤其斜體處。
另有兩點值得一提。其一，Arendt明白指出19世紀末猶太人與同性戀的一項共同點，即 「猶太性」與「同性戀」（homosexuality）都被視為一種心理屬性，而在社會上都被視為道德墮落－－某種不正常的屬性，而非某種行動。其次，以 這項關聯為前提，Arendt刻意把「將罪行與奸邪混為一談」稱作「perverted tolerance」，我嘗試譯成「顛倒是非的寬容」，但這就失去原文的雙關意涵，即在19世紀末的性學中，同性戀即是「倒錯者」（the perverted）。同樣，Arendt引用的普魯斯特的句子將「murder in inverts and treason in Jews」並舉，「invert」一樣是弦外之音，也指向同性戀。
這兩個段落對我這個濫情而理盲之人來說，如當頭棒喝。
[原文]
There is no better witness, indeed, of this period when society had emancipated itself completely from public concerns, and when politics itself was becoming a part of social life. The victory of bourgeois values over the citizen’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meant the decomposition of political issues into their dazzling, fascinating reflections in society. It must be added that Proust himself was a true exponent of this society, for he was involved in both of its most fashionable “vices," which he, “the greatest witness of dejudaized Judaism" interconnected in the “darkest comparison which ever has been made on behalf of Western Judaism": the “vice" of Jewishness and the “vice" of homosexuality, and which in their reflection and individual reconsideration became very much alike indeed.
It was Disraeli who had discovered that vice is but the corresponding reflection of crime in society. Human wickedness, if accepted by society, is changed from an act of will into an inherent, psychological quality which man cannot choose or reject but which is imposed upon him from without, and which rules him as compulsively as the drug rules the addict. In assimilating crime and transforming it into vice, society denies all responsibility and establishes a world of fatalities in which men find themselves entangled. The moralistic judgment as a crime of every departure from the norm, which fashionable circles used to consider narrow and philistine, if demonstrative of inferior psychological understanding, at least showed greater respect for human dignity. If crime is understood to be a kind of fatality, natural or economic, everybody will finally be suspected of some special predestination to it. “Punishment is the right of the criminal," of which he is deprived if (in the words of Proust) “judges assume and are more inclined to pardon murder in inverts and treason in Jews for reasons derived from . . . racial predestination." It is an attraction to murder and treason which hides behind such perverted tolerance, for in a moment it can switch to a decision to liquidate not only all actual criminals but all who are “racially" predestined to commit certain crimes. Such changes take place whenever the legal and political machine is not separated from society so that social standards can penetrate into it and become political and legal rules. The seeming broad- mindedness that equates crime and vice, if allowed to establish its own code of law, will invariably prove more cruel and inhuman than laws, no matter how severe, which respect and recognize man’s independent responsibility for his behavior. （80-81）
[林驤華譯]
的確，這一時期大約就是，社會完全脫離公共事務，政治變成社會生活的一部分。當 中產階級得價值觀超過市民的責任意識，意味著政治問題變成了社會反應。必須補充的是，普魯斯特就是這個社會的代表，因為他和當時兩種最時髦的「邪惡」都有 關，他這個「去猶太化的猶太教的最偉大的見證人」和「西方猶太教有史以來最負面的對照」有所關連：將猶太人之「惡」與同性戀之「惡」作比較，兩者在反映和 個人再思中確實變得非常相像。
狄斯雷利發現邪惡只不過是反映著在社會中的罪。人類的墮落如果被社會接受，就會從一種有意的行為變成一種心 理特質，人對此無法選擇或拒絕，它是從外部強加給他的，而且就像藥物控制著有毒癮的人一樣控制著他。在將罪行同化或轉變成惡時，社會否認一切責任並建立一 個使人無法掙脫的宿命的世界。 社交圈通常會將狹隘和市儈當成是背離規範，也就是以道德式的判斷將之視為一種罪，這種理解如果出自自卑的心理，至少也表現出對人類尊嚴的極大尊重。 但是如果罪被簡易地理解成一種宿命，那麼每個人可能都會被假定有一種命數。「懲罰是罪人應得的」，但如果（用普魯斯特的話來說）「法官假定並且傾向於寬恕對同性戀者的謀殺，以及猶太人因為種族宿命而發生的叛國」，那麼罪人就逃脫了應得的懲罰。 能躲在濫施的寬容背後，對於殺人和叛國是一樁很誘人的事，因為它能立即消除所有事實上的罪犯，而且也消除了「根據種族出身」註定要犯某些罪的人。 這一改變發生在法律與政治機器尚未脫離社會的時候 ，以使社會標準能夠滲透進去成為政治的和法律的準則。這種表面上將罪與惡等同起來的包容，如果被允許成為法律，就一定會比所有嚴苛的法律都更殘酷、更無人性，因為法律尊重並承認人對自己的行為有其應負的責任。（108）
[試譯]
[普 魯斯特]是這個時期最佳的見證人。此際，社會與各種公共關懷徹底脫節，政治本身成為社會生活的一章。布爾喬亞價值勝過公民的責任感，這意謂政治議題分崩離 析，反射於社會，瞑眩迷人。不能不提的是，普魯斯特本人正是這個社會如假包換的代言人，因為他涉入兩種其時社會最風行的「奸邪」（vice）。普魯斯特是 「去猶太的猶太習俗最偉大的見證者」，這又勾連著「人們對西方猶太習俗作過最陰險的比附」，亦即，猶太屬性之「奸邪」和同性戀之「奸邪」。這兩種「奸邪」 反映於普魯斯特，又得到這個個體的再思量後，的確變得十分相似。
Disraeli發現，奸邪不過是罪行（crime）在社會中相應的反 射。人類的邪惡一旦為社會接受，便從出於意志的行動變成某種內在的、心理學上的屬性，人無法選擇或拒絕。這種屬性由外橫加於彼，強制使役他，猶如藥物使役 那成癮者。社會吸納罪行並轉化為奸邪，一經如此，社會否認各種責任。一座宿命論的世界建了起來，人們陷溺其中。踰矩一律當成罪行的那種道德至上的判斷，上 流社交圈向來認為狹隘又庸俗，難保還是理解人心的能力較劣的證據。然而，道德至上的判斷至少敬重人類尊嚴較深。倘若人們把罪行理解為某種自然或經濟的宿 命，某種特別的罪行命定論就等著所有人陷落。「懲罰是罪犯的權利」，（用普魯斯特的話來說）如果「法官基於⋯種族的命定論，認為且更傾向於赦免倒錯者 （invert）的殺人罪與猶太人的叛國罪」，這項權利才會被剝奪。某種殺人與叛國的誘惑，藏在這般顛倒是非的寬容之後，因為，彈指間，這種誘惑有可能轉 變為一項決定，決定不僅豁免所有罪有應得的罪犯，甚且蔭及所有「就種族而言」命定犯下特定罪行的人。一旦法律與政治的機器沒有與社會分離，以致社會的標準 能夠穿透這台機器，變成政治與法律的規則，這種轉變就會發生。將罪行等同於奸邪，貌似開明寬宏，要是人們真允許如此建立一套法典，這種開明寬宏勢將表明其 較法律更殘酷、更不人道（inhuman）。法律再如何嚴厲，總是敬重且承認人於其行為無可旁貸的責任。（80-81）
林驤華的譯本，該怎麼說，純以字數計，大概80%都譯得正確，可怎麼就是會有一些奇怪的錯誤（讓人覺得：難的地方都翻對了為什麼這裡反倒翻錯）。偶爾會出現南轅北轍或偷懶的翻譯。老實說這比徹頭徹尾的爛譯還麻煩。還是說根本是我理解錯呢？
但比方說中文第97頁，英文第70頁，「One of the reasons for his success was the sincerity of his play」，林譯為「他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在遊戲之中還保有真誠」。我以為這句的sincerity是指「他的演出」很真誠，不是「他」這個人很真誠。畢竟前文就在講這位Benjamin Disraeli演技好到他自己都沉醉其中。或如，中譯本第100頁，英文第73頁，Disraeli寫的一段話：「the superiority of the animal man is an essential quality of aristocracy」，林譯為「人類的最高優點乃是一種貴族本性」。這根本牛頭不對馬嘴。Disraeli原句的主詞是「the superiority of animal man」，亦即獸性的人、宛如動物的人（人與動物的分野何在是個古老的問題），這樣一種人的優越之處。放回原段落看，正是因為Disraeli洞見不顧出身、階級等屬性，戮力在社會空間中殺出一席之地的這種「animal man」，實與當初貴族成為貴族的過程如出一轍，Arendt才會說Disraeli「實際上觸及了現代貴族種族理論的弱點」。
又如中文第94頁，英文第67頁，「The social destinies of average Jews were determined by their eternal lack of decision」，林譯作「總是缺乏選擇的機會決定了猶太人的社會命運」。漏譯「average」事小（不過這要怎麼譯才好？），「lack of decision」應該是「不作決定」，所以後一句才會說「社會當然不會[應該是「不曾」]強迫他們作決定」－－這個錯誤牽連就大了。畢竟，Arendt講半天就是要論證猶太人的社會存有的曖昧性，跟他們在政治上欠缺行動能力，這兩者之間是有關係的。
套句昨天A大的妙語：A大說德國哪是什麼哲學家的國家，根本是文青和長大的文青的國家。誠然，文青Arendt寫的英文實在「不好」，是句子結構彷彿德文的英文。可是細讀下去，我又覺得 Arendt用字頗精準，固然有些冗長的形容詞子句只是要酸人，但泰半有助於澄清細節（當然多數細節無傷大雅就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