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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來這一年我的生活變動不小。年初我還在太平洋上的蘭嶼，喜歡跑島東的東清部落，三月我在台北東區上班了。兩份面試機會固然是自己要來的，其實也不真的決志要往哪裡去。2011年10月那時，唯一的頭緒是把譯好的〈The Concept of History〉丟給幾間出版社，沒能成行（仍感恩左岸跟群學）。

10月底知道沒得社會學論文獎，沮喪了一陣，所幸在蘭嶼的生活心滿意足，很快就沒事了。那時還是很猶豫到底要不要留在學界。拉力很多，習癖、重要他人的鼓勵算是最重要的兩項。推力主要是社會學界的結構。如果走學術勢必就要爭取教職或研究職，沒記錯的話當時海外尚未歸國的學人還有逾百位，而這個圈子活躍分子的數量也差不多是這個數字；假設未來沒有繼續成立新的社會學系所，這群人就要競爭稀罕的教職。在這樣的競爭中，「土博士」要跟「洋博士」平起平坐，發表數字要亮眼，研究主題要能抓住足夠的聽眾。

進入門檻篩選願意服膺、從而對學界「忠實」的人。我作為雖馴順，偏偏想法常乖離，常會對ASA、美國學術場的論文或「方法論學者」嗤之以鼻。何況學者到底能做什麼呢？以2013年來說，品質不錯的線上媒體，粉絲頁大抵落在10000個讚上下（如果能分析其粉絲資料，這些媒體的按讚者應該相去不遠），突破萬讚算是過了一個基本門檻－－不過究竟說服更多人閱讀其內容，還是犧牲文章品質來換取，還值得商榷。學術專書的讀者大概是百到千人，學術社群能影響到的人，排除相關校系學生後，抵得過線上媒體嗎？巷仔口社會學目前大約是12k讚次。

總之，這個學界讓我很猶豫。這麼說，意思不是要怪罪學界什麼，只是當時的我沒那麼合拍。然而，「做研究」畢竟是件做慣了的事，愛恨喜憎的總和還是倒向愛的一側。要不要脫離舒適圈，我掙扎了很久，「沒有得獎」這件事適時成為我推諉決斷責任、停止搖擺的槓桿。

不少人關心我，問我怎麼不出國，我總是老實說：我畏怯。這是誠懇的答案。我一直很抗拒出國這個想法。出國能開眼界長見識，自不待言，可是我衷心敬佩的人，似乎都不是從留學經驗釀出醇厚，而是在這片土地上深耕。再者，就情欲而言，我對盎格魯撒克遜人、高盧人或條頓人都沒興趣啊。我的確嚮往經院的平靜，能用德文或法文、希臘文或拉丁文研讀 他們的 經典，窮首皓經，琢磨出一處極小的差異（－－而這一處錯位竟能改寫一塊系譜...），這的確是玫瑰色的美夢。可我又難免自問：我憑什麼值得這樣的閒暇？這樣讀出來又能促成什麼改變？你大可斥責我這虛幻不實的責任感，問題是走進學院更深處難道就會更踏實？

我的碩論寫的是台灣的同志史。雖然今日同志這個身分宛若 「生來如此」（就如同born this way），其相關權益彷彿「天賦」，可說到底，情欲實現成什麼樣子、實現某種情欲的實作空間，統統是人掙來的，而且仰賴機遇甚至純粹的巧合。（從事歷史研究的）學院中人的貢獻，大抵就在於整理這些既存可是被漠視甚至遺落的苗頭、伏流，向社會說明我們何以從紛繁的可能性空間中開闢／限縮了今日的樣態。描述與詮釋歷史是創新的契機，因為知道構成自我的要素，才不容易事倍功半，從而撙節更多精力與資源，投注在正確的部位。

這是我認知的「踏實」，不過一年前，我猶疑待在學界真能走在這條信任的道路上。與此相繫的責任感，從我過往的作為來看，固然虛幻（少年時代的文青習癖，一直是我足不沾地－－free-floating－－的藉口），但我並不意願如此虛幻¹。

委諸隨機的抉擇

我沒有答案就決定出走了，大概是2012年11、12月的事。找工作沒什麼頭緒（如果做慣統計，我應該就會進市調，嘗試一切沾得上資料分析的機會，但我自認那方面能力不足），回想起來比較像對世界拋出試探、看會得到什麼回應吧。總之，那天早上面試一間電子書店，下午赴立委辦公室洽談，前者工作環境跟閒暇似乎相對多些，後者薪水較高，而且可以趕上2013年議題的浪尖（事後諸葛）。回家請底迪算了塔羅，最終決定前者。

回想這段過程，隨機的成分其實頗高（我也因此相信塔羅牌是一面相當寬的鏡子 XD）。我沒有能力決斷，也沒辦法放任時間解決問題，只好委諸機運了。Taleb曾說明，所謂「成功」其實常要歸因於非個人之功的隨機或環境因素，然而運氣幫了越多忙，果實也越有可能被隨機事件帶走²。

偶然成了必然

總之我成了電子書店對出版社與個人作者的窗口，工作內容比較接近業務，還包含一點行銷成份，有時也觸及編輯。電子書（市）的相關議題我打算另文撰述，要之，台灣目前仍在拉攏需求與供給的階段，也就是「造市」的階段。在金融市場上，各種掮客與交易者常自詡肩負造市之責，亦即藉著交易創造不平衡，讓市場的其他觀察者認為有利可圖，促使更多交易出現。2012年的電子書市場算是「波瀾不驚」，再之前則是大出版社或硬體商合作推出閱讀器，但用這閱讀器讀什麼內容？還請讀者自己來。這種狀況當然談不上夠規模的交易，即便單一台閱讀器賣得不錯，也不可能支持持續的交易，何況以事後之明來看，在台灣推專攻閱讀的載具，各方面都要抓得很緊，買台平板「 只能 看書」對台灣消費者而言還是太褻瀆了。目前這個拉攏供給與需求的造市功能，主要是由平台商來實現的。由此定位，我的工作就是跟出版社或個人作者談數位版權，將商品包裝後提呈給消費者，此外，我也嘗試生產一些數位世界獨有的內容。

業外，我接過一本書的翻譯，從九月起為一本刊物製作電子書。翻譯給我莫大樂趣，但目前接過的有酬的翻譯工作，那些作品我都談不上真心喜愛。還蠻希望能學怎麼接洽外方出版社、怎麼去談一本書的版權，想引進喜歡的作品，2014應該會認真嘗試這件事。

七月初，朋友找我參與某刊物創辦，後來我主要負責製作其電子書。接下該刊物的製作工作時，我仍是EPUB和CSS的初心者，感謝公司支援、同仁指點，也感謝該刊物的同仁信任我恣意妄為。也是這個機緣，我寫了三篇稿，似乎又跟國、高中那個立志寫作、但因為楊照「摳肚臍眼」一說而投筆的我，重新搭上線。繞了一大圈，縱有什麼才具也都給荒廢，文學作品好幾年沒再讀，只得惡補，靠社會學裡來的觀點撐場面。自己也知道坐吃山空，今年須劃點時間給文學類書了。

翻譯與製作這兩件事給我不少成就感，我畢竟還是更喜愛書寫與製作。

造市跟翻譯與製作最大的差別大抵是「不由自主」：還沒有「才調」（資本、市占率、知名度、活躍會員量、...）的時候，內容生產者不想給你內容，你就是沒有內容。而當消費者不買帳，可能的原因也很多，不容易一一理清、確認。相較之下，翻譯跟製作至少容易「就事論事」，做不好只能歸咎自己。我喜歡這一點，畢竟歸咎別人太容易了。

就業這十個月給我最大的啟示，莫過於具體而切身地體會「促成改變的代價」有多大，尤其時間。面對出版一個場域，一間間出版社洽談；面對能觸及的消費者，一點一滴說服他們掏腰包。假使當時一念之差，這個啟示大抵就會從政治、政壇得來吧？政治牽動的利益規模更大、更難擺平，懷抱切身憤恨又要把這一點清清楚楚擺在心裡，就像拿紙網撈魚－－而且還是從酸廢液池裡撈。聽聞在國會工作的朋友分享心得，感觸更深。「需時」這件事不容易納入思考，可是成熟的決定勢必「依時」而定；投身場域的時間使人嫻熟此間節奏，於是知道「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情」、「某件事情需要多少時間（或幾段節奏）」。

關於時間，我另有一小感觸。離開學院，時間的尺度和速度不可同日而語。面對網路，尤其社群網站，如果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麼、為什麼要做，就會被快速掏洗，最後被掏空，許多粉絲頁（小編）都走上了這條路徑。

說起來，還是因為企業一直寄望「社群」能成為商品流通的渠道。這很弔詭。社群本以共同價值和情感連帶為基礎，以（象徵上）送禮、受禮、回禮進行，參與其中的個體透過共同的想像，設想自我與社群中的他我及社群本身的關聯。企業為了降低商品流通的摩擦力，試圖在社群中建立階序（達人、頭人／核心參與者／邊緣參與者），投注資源，以塑造與其合作的頭人在社群中的權威，再以「樂見其成」的姿態，釋出包好的商品。經營得好，整個消費經驗平順無痕。宅男女神何以是宅男女神、某地旅遊為什麼一定要聽某人建議的行程－－這些事情越來越被推到意識的邊緣。

公共參與

2013年要說風起雲湧是挺熱鬧，馬金體制儘管多有不逮，馬「搞定台灣」的KPI還是挺漂亮的。時局如此，什麼動靜好像都還是嫌太小，或是沒有打到關節。

就業後，多數行動我是沒辦法親身參與了。起初還想維持去熱線，後來還是自私地想把時間留給自己。我想，通過思考與書寫豐富公共事物，亦即，提議換個角度看事情，還是比較適合我的作法。話雖如此，沒有外加的死線，還是容易犯懶，就此而言十分佩服Wensen。「有沒有料」也是一大問題，我自忖能說上話的，大概也只有性別相關和（社會學角度的）資訊相關。我對許多議題都有大略的認識與興趣，但實在沒有時間精力去考察，就業後對此更一籌莫展。沒有網路的時代反倒能造就Philippe Ariès，但人不僅很容易錯把整理資訊的工具當成資訊本身，更可怕的是誤以為資訊是知識。資訊與知識都跟事物相關，但層次不同。

沒做實事，文章也沒寫幾篇，即便寫了仍沒有負責到底、盡量讓人有機會讀到，只剩下捐款，卻還是沒有捐出幾個子兒。整個來說還蠻失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