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er 4 years ago

說來這一年我的生活變動不小。年初我還在太平洋上的蘭嶼,喜歡跑島東的東清部落,三月我在台北東區上班了。兩份面試機會固然是自己要來的,其實也不真的決志要往哪裡去。2011年10月那時,唯一的頭緒是把譯好的〈The Concept of History〉丟給幾間出版社,沒能成行(仍感恩左岸跟群學)。

10月底知道沒得社會學論文獎,沮喪了一陣,所幸在蘭嶼的生活心滿意足,很快就沒事了。那時還是很猶豫到底要不要留在學界。拉力很多,習癖、重要他人的鼓勵算是最重要的兩項。推力主要是社會學界的結構。如果走學術勢必就要爭取教職或研究職,沒記錯的話當時海外尚未歸國的學人還有逾百位,而這個圈子活躍分子的數量也差不多是這個數字;假設未來沒有繼續成立新的社會學系所,這群人就要競爭稀罕的教職。在這樣的競爭中,「土博士」要跟「洋博士」平起平坐,發表數字要亮眼,研究主題要能抓住足夠的聽眾。

進入門檻篩選願意服膺、從而對學界「忠實」的人。我作為雖馴順,偏偏想法常乖離,常會對ASA、美國學術場的論文或「方法論學者」嗤之以鼻。何況學者到底能做什麼呢?以2013年來說,品質不錯的線上媒體,粉絲頁大抵落在10000個讚上下(如果能分析其粉絲資料,這些媒體的按讚者應該相去不遠),突破萬讚算是過了一個基本門檻--不過究竟說服更多人閱讀其內容,還是犧牲文章品質來換取,還值得商榷。學術專書的讀者大概是百到千人,學術社群能影響到的人,排除相關校系學生後,抵得過線上媒體嗎?巷仔口社會學目前大約是12k讚次。

總之,這個學界讓我很猶豫。這麼說,意思不是要怪罪學界什麼,只是當時的我沒那麼合拍。然而,「做研究」畢竟是件做慣了的事,愛恨喜憎的總和還是倒向愛的一側。要不要脫離舒適圈,我掙扎了很久,「沒有得獎」這件事適時成為我推諉決斷責任、停止搖擺的槓桿。

不少人關心我,問我怎麼不出國,我總是老實說:我畏怯。這是誠懇的答案。我一直很抗拒出國這個想法。出國能開眼界長見識,自不待言,可是我衷心敬佩的人,似乎都不是從留學經驗釀出醇厚,而是在這片土地上深耕。再者,就情欲而言,我對盎格魯撒克遜人、高盧人或條頓人都沒興趣啊。我的確嚮往經院的平靜,能用德文或法文、希臘文或拉丁文研讀 他們的 經典,窮首皓經,琢磨出一處極小的差異(--而這一處錯位竟能改寫一塊系譜...),這的確是玫瑰色的美夢。可我又難免自問:我憑什麼值得這樣的閒暇?這樣讀出來又能促成什麼改變?你大可斥責我這虛幻不實的責任感,問題是走進學院更深處難道就會更踏實?

我的碩論寫的是台灣的同志史。雖然今日同志這個身分宛若 「生來如此」(就如同born this way),其相關權益彷彿「天賦」,可說到底,情欲實現成什麼樣子、實現某種情欲的實作空間,統統是人掙來的,而且仰賴機遇甚至純粹的巧合。(從事歷史研究的)學院中人的貢獻,大抵就在於整理這些既存可是被漠視甚至遺落的苗頭、伏流,向社會說明我們何以從紛繁的可能性空間中開闢/限縮了今日的樣態。描述與詮釋歷史是創新的契機,因為知道構成自我的要素,才不容易事倍功半,從而撙節更多精力與資源,投注在正確的部位。

這是我認知的「踏實」,不過一年前,我猶疑待在學界真能走在這條信任的道路上。與此相繫的責任感,從我過往的作為來看,固然虛幻(少年時代的文青習癖,一直是我足不沾地--free-floating--的藉口),但我並不意願如此虛幻1

委諸隨機的抉擇

我沒有答案就決定出走了,大概是2012年11、12月的事。找工作沒什麼頭緒(如果做慣統計,我應該就會進市調,嘗試一切沾得上資料分析的機會,但我自認那方面能力不足),回想起來比較像對世界拋出試探、看會得到什麼回應吧。總之,那天早上面試一間電子書店,下午赴立委辦公室洽談,前者工作環境跟閒暇似乎相對多些,後者薪水較高,而且可以趕上2013年議題的浪尖(事後諸葛)。回家請底迪算了塔羅,最終決定前者。

回想這段過程,隨機的成分其實頗高(我也因此相信塔羅牌是一面相當寬的鏡子 XD)。我沒有能力決斷,也沒辦法放任時間解決問題,只好委諸機運了。Taleb曾說明,所謂「成功」其實常要歸因於非個人之功的隨機或環境因素,然而運氣幫了越多忙,果實也越有可能被隨機事件帶走2

偶然成了必然

總之我成了電子書店對出版社與個人作者的窗口,工作內容比較接近業務,還包含一點行銷成份,有時也觸及編輯。電子書(市)的相關議題我打算另文撰述,要之,台灣目前仍在拉攏需求與供給的階段,也就是「造市」的階段。在金融市場上,各種掮客與交易者常自詡肩負造市之責,亦即藉著交易創造不平衡,讓市場的其他觀察者認為有利可圖,促使更多交易出現。2012年的電子書市場算是「波瀾不驚」,再之前則是大出版社或硬體商合作推出閱讀器,但用這閱讀器讀什麼內容?還請讀者自己來。這種狀況當然談不上夠規模的交易,即便單一台閱讀器賣得不錯,也不可能支持持續的交易,何況以事後之明來看,在台灣推專攻閱讀的載具,各方面都要抓得很緊,買台平板「 只能 看書」對台灣消費者而言還是太褻瀆了。目前這個拉攏供給與需求的造市功能,主要是由平台商來實現的。由此定位,我的工作就是跟出版社或個人作者談數位版權,將商品包裝後提呈給消費者,此外,我也嘗試生產一些數位世界獨有的內容。

業外,我接過一本書的翻譯,從九月起為一本刊物製作電子書。翻譯給我莫大樂趣,但目前接過的有酬的翻譯工作,那些作品我都談不上真心喜愛。還蠻希望能學怎麼接洽外方出版社、怎麼去談一本書的版權,想引進喜歡的作品,2014應該會認真嘗試這件事。

七月初,朋友找我參與某刊物創辦,後來我主要負責製作其電子書。接下該刊物的製作工作時,我仍是EPUB和CSS的初心者,感謝公司支援、同仁指點,也感謝該刊物的同仁信任我恣意妄為。也是這個機緣,我寫了三篇稿,似乎又跟國、高中那個立志寫作、但因為楊照「摳肚臍眼」一說而投筆的我,重新搭上線。繞了一大圈,縱有什麼才具也都給荒廢,文學作品好幾年沒再讀,只得惡補,靠社會學裡來的觀點撐場面。自己也知道坐吃山空,今年須劃點時間給文學類書了。

翻譯與製作這兩件事給我不少成就感,我畢竟還是更喜愛書寫與製作。

造市跟翻譯與製作最大的差別大抵是「不由自主」:還沒有「才調」(資本、市占率、知名度、活躍會員量、...)的時候,內容生產者不想給你內容,你就是沒有內容。而當消費者不買帳,可能的原因也很多,不容易一一理清、確認。相較之下,翻譯跟製作至少容易「就事論事」,做不好只能歸咎自己。我喜歡這一點,畢竟歸咎別人太容易了。

就業這十個月給我最大的啟示,莫過於具體而切身地體會「促成改變的代價」有多大,尤其時間。面對出版一個場域,一間間出版社洽談;面對能觸及的消費者,一點一滴說服他們掏腰包。假使當時一念之差,這個啟示大抵就會從政治、政壇得來吧?政治牽動的利益規模更大、更難擺平,懷抱切身憤恨又要把這一點清清楚楚擺在心裡,就像拿紙網撈魚--而且還是從酸廢液池裡撈。聽聞在國會工作的朋友分享心得,感觸更深。「需時」這件事不容易納入思考,可是成熟的決定勢必「依時」而定;投身場域的時間使人嫻熟此間節奏,於是知道「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情」、「某件事情需要多少時間(或幾段節奏)」。

關於時間,我另有一小感觸。離開學院,時間的尺度和速度不可同日而語。面對網路,尤其社群網站,如果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麼、為什麼要做,就會被快速掏洗,最後被掏空,許多粉絲頁(小編)都走上了這條路徑。

說起來,還是因為企業一直寄望「社群」能成為商品流通的渠道。這很弔詭。社群本以共同價值和情感連帶為基礎,以(象徵上)送禮、受禮、回禮進行,參與其中的個體透過共同的想像,設想自我與社群中的他我及社群本身的關聯。企業為了降低商品流通的摩擦力,試圖在社群中建立階序(達人、頭人/核心參與者/邊緣參與者),投注資源,以塑造與其合作的頭人在社群中的權威,再以「樂見其成」的姿態,釋出包好的商品。經營得好,整個消費經驗平順無痕。宅男女神何以是宅男女神、某地旅遊為什麼一定要聽某人建議的行程--這些事情越來越被推到意識的邊緣。

公共參與

2013年要說風起雲湧是挺熱鬧,馬金體制儘管多有不逮,馬「搞定台灣」的KPI還是挺漂亮的。時局如此,什麼動靜好像都還是嫌太小,或是沒有打到關節。

就業後,多數行動我是沒辦法親身參與了。起初還想維持去熱線,後來還是自私地想把時間留給自己。我想,通過思考與書寫豐富公共事物,亦即,提議換個角度看事情,還是比較適合我的作法。話雖如此,沒有外加的死線,還是容易犯懶,就此而言十分佩服Wensen。「有沒有料」也是一大問題,我自忖能說上話的,大概也只有性別相關和(社會學角度的)資訊相關。我對許多議題都有大略的認識與興趣,但實在沒有時間精力去考察,就業後對此更一籌莫展。沒有網路的時代反倒能造就Philippe Ariès,但人不僅很容易錯把整理資訊的工具當成資訊本身,更可怕的是誤以為資訊是知識。資訊與知識都跟事物相關,但層次不同。

沒做實事,文章也沒寫幾篇,即便寫了仍沒有負責到底、盡量讓人有機會讀到,只剩下捐款,卻還是沒有捐出幾個子兒。整個來說還蠻失敗的。


  1. 我目前寫了兩篇文章,探索此種虛幻的成因: 〈第六病室〉、柏拉圖的洞穴寓言與在台灣的我「已被接枝、插種過的人種」:國民黨政權下的安全技藝、指導官,與「我」。 

  2. 題外話:康德的著作權(copyright)論述,也是強調 同一概念的不同兜法 ,亦即概念與概念銜接的方式,才是「著作」值得法律保障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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