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out 5 years ago

社會學家倒比較像「藝術家」一般,它的存在,基本上是時代變遷下因緣際會所帶出來的歷史產物。說多,不多;說少,不少;可有可無的。(224)

昨天是1106,也是我初次親見葉啟政老師的日期,那是2008年。

那年10月初,中國海協會副會長張銘清來台,在台南孔廟被推倒,於是,11月初,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來台時,甫上任的馬英九就將警察撒豆似的佈置,隨陳的行跡,在台北市張開一塊塊中華民國的法律部份失效的空間,以免抗議民眾再度「得逞」,也就是不准人抗議的意思。

於是6日一些師生在行政院門口靜坐,我是其中一人。葉啟政老師在某個時候現身,簡短講了些話。我只記得是個硬氣老派紳士的樣子,說了什麼話記不得了。那天之前與之後,我都還會聽聞葉老師的名字。我在台大最敬重、教導我最多的老師,是葉老師的弟子,自然多少會聽聞。此外,《進出結構-行動的困境》也是那時癖好理論的我,一直供著、以眼神奉香的書。後來又讀了《觀念巴別塔》,其批判平均與變異這兩個統計的奠基概念,也構成我理解所謂「實證研究」的基本框架。

知道葉老師一口氣出版三本書,其中一本還是口述傳記,當然趕緊買來,通勤間興孜孜讀完了。

自身的共感就不多提了。對於非社科、哲學背景的一般讀者來說,本書平淡,讀出思想的趣味則需要背景知識,不讀也不虧。不過,我覺得下引段落實在值得跟這群讀者中所包含的一小撮人分享:

史學家蓋伊(Peter Gay)在《威瑪文化:一九一八-一九三三》(Welmar[sic, 應作Weimar] Culture)一書中曾經提到,在德國威瑪共和時期,許多人(包含大學教授、工業家與政治家)既討厭納粹,也不見得熱愛共和。他們接受過良好的教育,有見識,但卻不願意以帝國時代舊有的價值系統去交換不可靠的民主運作,內心充滿衝突而騷動不安。在整個威瑪共和期間,他們一直努力透過間歇的活動來點綴自己庸碌乏味的公共生涯。他們學習與共和融洽相處,把共和看成歷史潮流下無可避免的政治體制,也尊敬共和的某些領導者,但是他們卻從不願意學習去愛共和,也絕不肯相信這個共和會有甚麼未來。這些被稱為理性共和黨人(Vernunftrepublikaner),他們對共和的擁護並非出自熱情的信念,毋寧是來自一種知性的選擇。(186)

這段話只要經過一點調整,即相當合用於某些台灣的專業人士。他們可能是機械或軟體工程師、律師、醫生等,學有專精,收入豐厚,政治上多半以中立理性自許,不帶顏色,擱置統獨。對於政治運作,他們慣常鄙視立委,國會助理則為其走狗,黨團協商跟服貿黑箱只是五十步笑百步;他們唾棄媒體,不信任民眾,或說拱奉「民眾」,但憂慮民眾被媒體牽著鼻子走。不過左右離不開或還不願離開鬼島,於是多少投入公共事務,或在自個兒的動態時報上針砭時事。其觀點常常看不出情感,或是將情感包裹在中立理性客觀的判準裡面。

對共和,或更寬泛地說,對政治沒有愛,往往會離政治的實況越來越遠,而不是越近。當然,這是我的觀點,跟葉啟政無關。

對於歷史研究者而言,第四章「書生論證與社會實踐」提到《思與言》、《中國論壇》和澄社等知識分子的政治或學術社群,有其價值。這一章我個人最關注的是獨台會事件,因為這與我的老師有關,也很湊巧地,跟蕃薯藤這個台灣第一個入口網站有關。蕃薯藤的前身,是獨台會的當事人之一陳正然與賴曉黎所創的「無花果工作室」。從葉啟政的敘述推敲,蕃薯藤「實際上」的功能,其實是資料庫,專門蒐集「台灣文化的資料檔」(167)。

從包括獨台會事件、《中國論壇》及澄社成立等幾樁事件的敘事,也可以看出:在時局快速變化的時候,學者不會比常人「清醒」多少,多數人乃是依循一己的習氣行事,不過,正因如此,那也會是「節乃現」的時刻。

葉啟政訴說的諸多事件,都可以佐證國民黨殖民台灣的一大策略,就是搞爛教育,讓台灣人長成好用、耐操的勞工(受雇於會計事務所、台積電、台大醫院等皆然),尤其努力避免讓社會科學、人文學的批判與反思工夫,有機會傳播到其學科範圍之外,「玷污」理工科與醫科純潔的心智(180-186)。這是1980年代的狀況,遺毒到我這一代都還觀察得到。

承此,第五章「知識份子的風骨」談了許多高等教育的學閥和評鑑制度的弊端,以及(上述將社會科學與人文學圈限於特定學科--所謂「自然組」與「社會組」的荒謬分化--所再製而來的)學科間的對壘,在學術資源的分配上,又一次限制住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的發展。

這一章的內容,葉啟政已在他處談過,於我沒有新知。(噢,有例外:台大升等採用SCI與SSCI是從數學系康明昌開始的,這我之前不知道。(209-210))總結報帳制度弊端的這個段落,倒是可以湊和最近挺熱絡的「惡之庸常」:

這樣的制度性逼迫使得「作假」有了正當性,獲得大家的實際認可,這一認可無疑使得善意作假與惡意作假之間的界線模糊掉,只能依靠計畫主持人的良知來決定。我始終認為,這樣因規定不合理所帶來的結構性誘導機制才是問題的根本,我們實在難以期待大學教授比一般大眾(或甚至公務員)更高尚,更能抵擋住金錢的引誘。(200)

回過頭來,我個人對於下述段落實在再贊同不過了:

我認為學術起步階段最重要的是讓百花齊放,基本上,教學遠比研究重要,整個高等教育的目標,應當擺在提升下一代的自我反省、觀察、想像與了解整個時代局勢的應對能力,尤其,有高瞻遠矚的見識與洞明事理的明智判斷能力,這些都遠比寫多少篇論文來得重要。(210-211)

我不知道別人怎麼樣,但直到大三,開始接觸某師較多,我的「自我反省、觀察、想像與了解整個時代局勢的應對能力」才艱難地萌芽,而在這樣的時局下,我迫切想要知道,該如何培養這種能力。這是SWOT或再多的個案分析所無法教給我的。我只慢慢明白,實作判斷是沒有理論解的,它只有個殊解,而個殊解仰賴對一個場,或幾套遊戲規則深切嫻熟的掌握。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社會經驗,因此都有一套為自己塑成的社會觀。對於社會是什麼,應該怎樣為人處世,人們都有自己一套琅琅上口的說法,也都有自己信以為真、並奉為準則的行事理法,可說人人都是社會學家。(223)

上引這句話,我對「人人都是社會學家」還是抱持犬儒的懷疑,但出於前段的理解,我完全同意該句話之前的描述。

本書比較讓人遺憾--興許也是那個世代的人所難以反省到的--之處是:葉老師的伴侶出現的次數屈指可數,而且完全沒有多談。私領域的份量,到了我這個世代與其後的世代,恐怕只有更重而已,因此,實在很難不覺得私領域的闕如是一種遺憾。

《彳亍躓頓七十年:恰似末代武士的一生》
葉啟政/口述
何榮幸/執筆
遠流出版
2013年11月1日初版一刷
← [電影] Hannah Arendt (漢娜鄂蘭:真理無懼) 讀大塚信一《追求出版理想國》(理想の出版を求めて) →
 
comments powered by Disq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