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一直當個業餘愛好者。（林達夫）（49）
編輯的工作...只有置於時代的現實裡才能有效能於時發揮能於時代的。必須浸透於現實之中，而且整體地參照人類地遺產來作出判斷（假設那是可能的話）。譬如學院派的現實，它並不是只靠所謂純粹學問研究的美麗動機支撐，這是不言而喻的；也往往受名譽欲望和派系的妨礙所侷限。在徹底瞭解學院派的現實，正視其封閉性之後，當體現新感受和新思想的人物出現時，不拘泥於頭銜和體系做出正當的評價：這是作為編輯的林達夫所顯示的卓越姿態。（大塚信一）（50）
如果讓我指出日本近代史中最有趣的時代，我會毫不猶豫地舉出昭和這一位數時代1。（山口昌男）（199）
我相信並倍加珍視真正意義的學術。製作無論怎樣通俗的啟蒙書，都要關注它背後學術的鋪墊。毫無疑問，學術專著或學問類講座，這一點是頭等重要的。（323）（大塚信一）
學藝
當時的新書編輯部，跟《思想》的情況一樣，新來的編輯基本上沒有接受任何輔導，除了久了無師自通地學會自己企畫以外，別無他法。因此，上述兩本書都是前輩選好題後讓我來負責的，到自己能夠獨立企畫必須得花上大約一年的時間。
這段期間做了些什麼呢？我不停地做再版地工作：通知作者、訂正錯字等等，必要事務出乎意料的多。因為那時候出版物的壽命並不像現在這麼短，所以每月數十種的再版工作需要有人負責。（62）
書系是怎麼來的
- 窩在家裡寫企劃書（110, 118）
Sympoisum，如「例之會2」（121-124）、「火之子」夜宴（126-127）
討論與牽線：與因為日本經濟泡沫化後，各種「心靈疾病」的社會現象頻發，眾人希望更了解「心靈」。大塚找河合隼雄討論，認為可以做「講座」，再與笠原嘉會面。大塚不對激勵對方，說精神醫學和臨床心理學都會因為這部書而大有進展。河合在旁搭腔：「姑且就當作被編輯騙了，嘗試一下吧」（144）。
拉岡的《研討班》（Le Séminaire）翻譯出版了多冊，拉岡難解的文章之所以能翻譯成日語，是因為笠原主持的拉岡研討會、《研討班》的讀書會。從那裡誕生了多位優秀的精神科醫生，暫且只舉出小初浩之和鈴木國文兩位的名字。後來還有剛從法國回來的新宮一成...。（146）
我和山口昌男兩人，叨教林先生[林達夫]廣博無邊的言談，這種機會因不久一同編輯本雜誌的大塚信一牽線，接連持續數次。（大江健三郎）（196）
（大塚）為了讓我優先本業的音樂（因為近年我的作曲、演奏、策畫活動太集中），其間以極大的耐心，一場都不間斷地來聽那些音樂會，將我寫的東西和音樂的關係，以他自己信服的方式來瞭解，繼續編輯工作。（一柳慧）（203）
難以區分上下班或工作／閒暇的生活
與山口昌男合作《文化的詩學I、II》時：
除非山口出國，否則每天早上過了八點就打電話來我家，大概十五至三十分鐘左右，講講昨天做了什麼呀，今天準備做什麼呀。
我們會一起去看有意思的展覽，也一定會結伴觀賞受矚目的戲劇和演奏會。而山口主持的研究會，如果我沒有出席他會心情不好3。山口與其他出版社的編輯見面，只要我的時間能湊得上，也會跟他會合。不問晝夜，只要有空，就到啤酒屋或酒館喝酒聊天。我也不時去山口家，他在國內外買的書裡面，有重複的會挑出來給我。他的外國朋友來日本時，經常把我也拉來。而美國著名的文化人類學者薩林斯夫婦訪日，除了讓我和他們共進晚餐，第二天還讓我給薩林斯夫人當嚮導，探訪古董店。只是這樣的場合山口都不出現。但也曾發生少有的事情，山口在酒館醉得不省人事，翌日一早我去把他救出來。（159）
所謂的編輯，說到底，就是建立在一本一本書與一位一位作家的人際關係基礎上的工作。（263）
我相信，出版的工作就是與優秀學人的知識與智慧創造為伍，並將它們保存、傳承下去。（292）
季刊《赫爾墨斯》
- 1983年在長期選題編輯會議上通過，1984年發刊。
- 編輯群制：山口昌男、中村雄二郎、大江健三郎、磯崎新（建築）、大岡信（詩人）、武滿徹（音樂）。
- 在會議上與「赫爾墨斯」競爭的另一名字是「媒介者」。
- 赫爾墨斯這個名字被三得利註冊為商標，從酒類到書籍雜誌都不能用，後來是靠編輯群陣容得到三得利特別許可。智財權會不會扼殺文化？這是個簡單的例子。
- 大量選用年輕作者的作品
- 「歷史家......是那些不斷隨機應變，要麼與時代、時間逆行而動，要麼斜滑旁出、無拘無束的人......倘若照老規矩，找個『精神史』守護神的話，恐怕既不是繆斯九神中的克利歐，也不是阿波羅，而是秘教元祖奧菲斯，尤其是冥界、地上界、天上界的神使赫爾墨斯吧。」（林達夫）（172）
稍晚，台灣也有《島嶼邊緣》於1991年創刊，不過深度廣度看起來都比不太上，而且《赫爾墨斯》撐了超過10年。《島嶼邊緣》主要是因為路線拆夥。
雜記
在大塚的年代，他說《世紀末的維也納》掀起一股維也納熱，這本的銷量是一萬本，約略接近目前線上媒體的按讚數（此刻「有物報告」按讚數近13k，洞見8k多，比較關鍵評論網是33.6k－－2013-11-17）。重點是各種類的出版都能有所發揮（多樣性），而在台灣相對於岩波這個位置的書店，似乎還可以做更多事情（尤其是為本土研究者或達人策展），而不是說讀者都不讀書之類的。譬如五南翻譯「經典哲學名著導讀」系列，就是這個路線，但從博客來的銷售排行來看，五南的全產品中，本套書從第85名才開始出現。問題也許在於選品？
1985年的時候，大塚將一萬冊視為（以台灣來說）門檻很高的書系的「大關」，當年日本人口是1億2077萬，也就是萬分之一。這樣評估，台灣的讀者並沒有太弱，但base比較小，相對來說就養不起岩波這種出版社。突破點？
岩波書店也辦「講座」（「公開給一般市民=讀者」，「以系統闡釋某學問為前提」[266-267]），後來，由於「[社會]出現的問題不像過去單一學問就能對付，所以這類新講座，需要跨領域的專家參與形成總體結構，同時執筆人也要求由來自各領域的學者擔任」（267）。講座的雛型，通常是編輯經過推薦等方式找人聊天，聽對方闡述某個主題。台灣類似的活動倒是由誠品、Pan-Sci在辦，這當然關係到資本與社群經營的條件。另外，除了1995年的「現代社會學」（編委：井上俊、上野千鶴子、大澤真幸、見田宗介、吉見俊哉）講座為分冊銷售外，大塚提到的諸多講座 都是預約出版 。
「我該做的已經做了，可以說客觀地看什麼時候死，對世界大勢都無關礙，然而 人越上歲數，越不能客觀 。能讀活字期間，能聽錄音帶期間，能看錄影期間，都還想活著。」（松田道雄〈老的思想〉）（298）說的真好。
「二十世紀即將結束，二十一世紀迫在眉睫，這時關注與千年單位有關的人類史的問題意識居多」－－一直覺得這種由出版所掀起的提問，或是反過來，出版去附和甚至湊和的提問，往往缺乏其自許（或自詡）的深度。不過大塚在這樣的提問下，經四名編委討論後，出版了文庫本（32開，平均200頁）。馬上想到的是正中書局那套「當代思想人物系列」，真奇妙；以社會學背景來說，還是聯經那種大部精裝專書和群學或中研院的厚重書籍，印象比較鮮明，儘管《臨終者的孤寂》這樣的小書，啟迪未必稍遜。
文科，或社會科學的飄搖，大塚的歸因也是「從世紀之交起，國立、公立大學的法人化」、「私立大學也更強化了企業化的姿態」，他擔任岩波社長時的想法是出版博士論文小冊。「岩波學術叢書」於2002年出版。
錯誤：p.319「我感覺在這一傾向，中學術是最容易被敬而遠之的」。
Notable Names
- 清水徹：研究書籍、Paul Valéry、Mallarmé。
- 《書物について－その形而下学と形而上学》（岩波書店），讀賣文學獎
- 山口昌男
- 挫折的昭和史
- 敗者的精神史
- 大貫惠美子
- 《被扭曲的櫻花》
- 《學生兵的精神誌》
- 中村雄二郎
《追求出版理想國：我在岩波書店的40年》
譯自《理想の出版を求めて 一編集者の回想1963-2003》
作者：大塚信一
譯者：馬健全、楊晶
台北：聯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