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學家東方思想跟西方思想有兩個主要差異：
抗拒主體：印度教、道教、佛教都否定對西方人來說彷彿明證的「我」，反之，它們致力證明「我」的虛無性質。「每個人的存在不過是生理與精神現象的短暫整合，當中沒有持久的因素，正如同『自我』（soi）這個虛妄的表象，不可避免地註定要消逝。」（59）
抗拒言說（discourse）：希臘以降的西方傳統，認為人，具有理性，能使用語言來理解世界，「建構良好的語言將符合現實，觸及並體現出事物的秩序。」東方思想則相反，認為言說與現實不符，無法補救，因為人無法理解世界最終的本質（假設有這樣的東西），世界超乎人的思想與表達的能力；既無法認知它，也就沒有言說可談及。
日本人沒有賦予主體相當於西方的重要地位；思考世界，不需要從主體出發。然而日本思想也沒有將主體消除，而是視之為果。「日本思想將主體置於一連串組織的末端」，「是愈來愈狹隘的社會群體或職業群體層層套疊的結果」，「主體因此獲得一種現實性，它就像一個反映出其歸屬的最終之地。（60）
在語言上，日文傾向避免使用人稱代名詞，但語言上，日文傾向避免使用人稱代名詞，卻讓一種社會結構出現。這種社會結構中，「自我意識」（conscience de soi）（Levi-Strauss認為日文或許可以翻成「自我意志」）是「藉由每個人參與集體創作的感受來表達」。（60）
一些十六、七世紀前傳入日本、由中國人所設計的工具，如萬用鋸子或各式刨刀，使用的方式甚至也是相反的：工匠將工具由外往自身方向移動，而不是將它推出去。在這個動作中，將自己置於終點，而非起點，揭示了深層裡相同的趨向：由外部來定義自身，根據個人在家庭、職業群體、特定地地理環境，以及更廣泛地，在國家或社會中的位置而定。（60-61）
對於第一點，Levi-Strauss認為，日本這樣的特性，使其社會組織「得以不受東方宗教形而上學的棄世、儒學的靜態社會學，以及因自我至上導致盛行於西方社會的原子說」影響。（61）
對於第二點，Levi-Strauss認為，日本沒有放棄希臘人所謂的logos，站在科學智識的一邊，不過日本厭惡「系統化精神在西方社會導致的邏各斯的敗壞」以及對第三世界國家造成的毀壞。
丸山真男認為，日本思想不信任先驗推理，喜愛直覺、經驗與實踐。「就這點看來，難以用日文去表達西方沉湎其中且以大寫書寫的抽象觀念－－真實、自由、權利、公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