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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切社會科學理論都依次受到質疑的國家，原先採納了其中一種理論的人之所以固守那種理論，與其說是因為他們確信那種理論真實，不如說是因為他們沒有把握能否得到任何比這更好的理論。

——托克維爾

2013年服貿簽回來之後，我一直困惑的是：為什麼沒有服貿主題的書？

迄今，在兩大網路書籍通路搜尋「服貿」或「服務貿易」，結果是令人尷尬的闕如，只有經濟部的〈中華民國國際貿易發展概況〉、遠見、今周刊與商周各自的新刊或特刊，而想想論壇的選輯《想》大概是唯一一本簡介寫到服貿的書，但本書不是專論，只是選文有所涵蓋而已。

ECFA的書似乎比較多。細察書目資料，卻似歌功頌德為主，僅台灣智庫出版之《ECFA，不能說的祕密？》的書名帶著質疑。《ECFA後的錢潮與風險》倒是直接開始談中國經商潛規則，自由市場失靈自不待言。其餘經濟部相關人員寫的「自由貿易恐怖主義」類書（比方說「捍衛ECFA：今天不做明天會後悔」云云），或是不痛不癢的報紙專欄結集如《ECFA後的兩岸關係》，也就無需多提。

考慮雜誌文章的話，理當不是這片蕭條景象；然而雜誌文章跟專書畢竟不同，後者才有篇幅讓人論證得嚴謹、完整。當然，如果把主題放寬到「自由貿易」，書量會遽增。不過，此間談自由貿易協定，無論是不是跟中國談，勢必要處理「中國因素」乃及美國的東亞政策——台灣的地緣位置與歷史機遇，委實需要本地的理解與判斷；翻譯作品宏其底氣，卻很難是解答。

這大致上是2009年至今，出版業對ECFA及後續的貨貿、服貿之評估：賺「中國財」的工具書。我相信立場不一致的出版人比比皆是，然而 言論市場 上的不同意見，要成為 書市 上的品項，出版社要下很大的工夫，更未必有餘裕投資此議題，挑品譯介仍是有心人比較靠譜的作法。

由此可見，陳穎青（老貓）在〈台灣的出版自由到底會不會被服貿摧毀？〉中的論證，聚焦於通路，或說圖書品項的曝光機會，這只是他的反對者的淺層憂慮。投注於生產台灣意識與大中國意識的資本，將越來越來懸殊，這才是反對者的深層焦慮，而出版自由無法確保這一點。是故，儘管中資早就輾轉投資台灣出版業，就算本次服貿協議並未開放出版業，甚且行將開放的印刷業，恐怕也不會傷及台灣的出版自由：

假定中的言論審查實是中資印刷經營上的最大劣勢。它本已無法實現低價原物料，技術與資本也不會有優勢，換言之，它不可能低價接單，而言論審查還會讓它作業時效延宕、經營成本大增，在這種情況下，誰那麼無聊會去讓它偷偷審查，它如果不偷偷而是審查見光，誰會那麼自我閹割地讓它來審查呢。

黃湯姆提醒我們：一來，基於保護言論（出版）自由的「準麥卡錫式的恐慌」，已現反噬言論自由的傾向；二來，全盤妖魔化中資或涵括13億人的「中國」概念，亦無實益¹。

的確，真正的爭點不是「服貿開放印刷業，將侵害台灣的出版自由」。前引文章發表後，老貓又寫了〈自由體系最好的防禦是什麼？——答彭明輝老師〉，主張廣納百川的環境，才能培養百毒不侵的個體：

自由體制的可貴就是我們有全民皆兵式的抗體，每個人都會巡查，發布警報。包括像彭老師這樣的知識分子，讓我們成為有預警能力的社會。如果我們以為思想的保護是完全戒除有害病毒，那麼最後的結果就是，我們什麼都不知道，像天真浪漫涉世未深的小孩。

信仰與知識需要試金石，這大致是彌爾頓（John Milton）《論出版自由》（ Areopagitica ）的論證²。這個命題我當然不反對，可是用之於今世台灣，疫苗也不免要減輕一點劑量，這是被殖民史的教訓。

教訓是，中資做出版根本不需要壟斷通路，毋庸懷抱惡意，單單挹注（對中共與台灣主權掮客）無關痛癢的書籍（如出版兒少書籍的龍圖騰³），或是在會痛會癢的主題上自我審查⁴，甚至傳聲通令，就足以消耗許多讀者的眼球。

反觀經營台灣史、台灣本地社會分析者如前衛、稻鄉、允晨、玉山社，或如寶瓶、群學等培植寫作題材較嚴肅的台灣作者的出版社，市場不常青睞它們這方面的出版品⁵，往往要「以（翻譯）書養（本土）書」，靠分眾支持，苦撐待變。這種狀況在政壇似乎也看得到，亦即譁眾取向的立委比紮實問政者搏得更多版面，一個常見的解釋是「什麼樣的消費者，選擇什麼樣的圖書／政客」。也就是說，儘管台灣本土認同全面升高⁶，近10年來「永遠維持現狀」大抵成為台派以外的共識⁷，台灣民眾對民主的信念卻是搖搖欲墜。從葉高華的整理與分析看來，完全沒有經歷過戒嚴時期的18～29歲世代，對民主政治的不信任，還有對獨裁政制的不防備，在各年齡層皆居冠（認為「任何一種政治體制都一樣」者，在各年齡層都是穩定的四分之一）。

出版根本而言是對公眾說話，出版業則將出版視為一門生意。人類從未有「共通的語言」⁸，因此出版業總是受制於語言等文化條件。衛城出版的總編莊瑞琳說得精準：

其實護身符並不只是台灣已如空氣陽光水的出版自由，還有兩岸的文化生態差異，已經使生物的獨立性很強，很多產品移植不了，毒草也會枯萎，這是認為毋須為服貿緊張焦慮者的論調，但反過來呢?我們自認的香花，也不一定能在對岸移植。因為已經有極大的文化差異。而這種或明或隱的差異正是所有語言市場的特徵，換句話說...每一次產品都會遇到不同的心理需求的揣摩挑戰，而且每一個地域，就算語言一樣，就是會有難以說得清楚的原因，造成它賣或不賣。

台灣，十七世紀以降的殖民暴力屢次揪合再分化的共同體，其出版市場的確獨特。「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2013年的台灣，支持與反對要讓下一代永遠記得二二八事件的比例相當（22.9%跟22.2%），有將近三分之一的民眾，認為教育美麗島事件與黨外民主運動「不重要」或「非常不重要」。這是我們要「放下過去」、「拼經濟」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嗎？顯然不是，因為逾七成民眾支持要讓下一代牢牢記得「推翻滿清，建立中華民國」和「八年對日抗戰勝利」等兩項中華民國史觀的關鍵事件⁹。

高度認同台灣，卻又對這東亞華語圈獨特的民主典範沒什麼信心；滿意甚至眷愛自己鏡中的形象，但不打算弄清楚身世。在此我無力考察這種弔詭，僅（武斷地）提出兩份研究為例。謝國雄的「茶鄉」（約當新北市坪林區）社會誌指出¹⁰，日治以降，茶鄉民眾的政治生活有「政府」而無「國家」，或說「國家」在民眾的經驗中，僅有威嚇性的、白色恐怖的「報」，然其日常生活卻不得不時常跟職司「管」的政府打交道。「好康道相『報』」所建立的信任不穩固，檢舉意義的「報」就成了人民彼此監視、「上報」的手段，茶鄉人於是關注營生，不「操」（ caub ）政治。「政府」要強加「武昌起義」與「八年抗戰」？由你教訓，我自管營生逐利。

至於戒嚴下的知識分子，施明正的〈指導官與我〉當中的各種矛盾，則讓我們窺見，符合國家象徵暴力的「施明正這個人」的敘事，如何糾纏施的生命傳記，以致其文體與句法畸零如此。施反抗國民黨政權的象徵暴力，但後者「不屈不撓」地，靠著警察與特務、審訊所與監獄，終究讓施不得不感謝它，也就是在象徵與非象徵的層次，都接受與之共存。

台灣被殖民的歷史如斯，人民不論有沒有唸過「大冊」，一定程度都能「雙重思想」（doublethink）、精神分裂地、弔詭地活著。朱宥勳回顧台灣史，粗略指出一個「二十多年定理」：「如果我們當下做了一個會影響思想或言論結構的決定，我們會在二十多年之後看到結果，這不是當下的人們是否從中得利可以抵銷的」，這是因為「二十多年」差不多是一代人習得「敵人的話語」且能應用裕如、還施彼身，所需要的時間。我不認為歷史有規律，但包括周婉窈等史學者都曾指出類似現象¹¹。

對現下的部分知識分子來說，歷史性的象徵分配不均難以忍受（譬如王曉波留下的課綱微調爛攤子），台灣民眾的弔詭難以忍受（反映在不同路線出版社的規模與本土題材圖書的銷售成績），就算恐懼缺乏事實支持，也寧可大肆放送——販賣恐懼，是為了免於恐懼——這大抵是肩起這擔歷史包袱的原罪。這是一場說真話的遊戲。支持市場機制及台灣出版界體質的一方，指控對方消費恐懼，主張那種恐懼缺乏理據，即便有，亦屬無從估算、控制或分配的危險，而非可以理性評估、因應的風險。何苦不把握商機，還害「我們」的文化與經濟皆閉門造車？故甘冒不諱剖析這種恐懼的非理性。勇氣與身段都做足了，可惜這套說法之所以顯得真，不是因為實證科學式的「可重複、可驗證」，反倒恰恰依存於對方兜售的恐懼，來襯托勇氣與身段。

說到底，在恐懼尚未成真之前，圍繞著「對期望的期望」開展的這場論辯裡，雙方相互對到焦的時刻是稀罕的。要跳脫這攤泥淖，只能直面恐懼的 遠因 及其本身。

若說恐懼的原罪在我（們）肩頭，那麼解開弔詭的契機也在我（們）身上。我（們）若不想淪為老貓所謂「以人民素質低落為藉口，把讀者訓練成媽寶，為他們篩選什麼能看，什麼不行」的知識分子，其中一種作法便是重新檢討並致力於行銷，憑藉自豪的編輯與出版能力，回應台灣社會面臨的挑戰，既予之深入淺出的答案，也不時提出尖銳的問題啄痛它。畢竟，2008年以來，出版界以「出版」這一形式，回應ECFA等自貿框架的努力，還有很大的改善餘地。當然，這又扣回中長程的工夫，諸如鼓吹被殖民者強健其「自己作主」的精神、培植本土題材作者等。地方的出版，需要更多吳介民、范疇、左統、…——或更高明的意見。

（本文將刊於2014年4月號《秘密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