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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登於《秘密讀者》(2014年9月))

我在台東往台北的莒光號上讀《路》。高鐵通車後,台灣西岸的旅行即便轉乘也鮮少超過五小時,東岸這種每站都停的列車,仍深受各地居民仰仗,只是要結實開過七個小時。沒買到坐票,車掌招呼我去列車中段、車掌室旁的「保留席」坐;一站站過去,果然不少熟門熟路的乘客來此歇腳,一路相互讓座與看顧,自成淳厚而無章法的秩序。人情殷勤,我兩頭都讀到了。幾次讀到一個段落抬頭,只能死板著一張臉,不能自抑暗地的感動。

2013年11月《路》三刷(出版於同年9月;2014年3月我買到的是三刷),當期《秘密讀者》也有一篇書評〈上路與借道〉,稱讚吉田修一節制的敘事技巧恰如其分,讓引發感動的核心,亦即「『歷史』;或是『時間』的力量」,完整發酵,而諸如「台日間體感時間的差異」、「來自日本的角色在日本的時間皆停滯」則是埋藏的線索。對於這本「寫給台灣的情書」,評論者敏銳地指出一個弔詭,亦即他認定小說最感動人的部份(勝一郎線)得力於歷史,但本書無力或本就不打算處理,於是費心經營的反而不如「借道」(於歷史)的容易打動讀者。評論者藉其筆下聰明的吉田修一,說明「他」知道「一切終究都是文學的,連歷史也是,時間裡無從疏理的,成為通往《路》的最後一條路」,以此期勉台灣創作者「在愛中發現路」。

誠然「認識」與「倫理」是兩回事:吉田修一無力或不打算在《路》近400頁的篇幅裡處理台日殖民史與戰爭史,即便「認識」領域掛零,並不妨礙在小說中重建個體與部分階級等尺度上、台日關係的倫理,多半仍有助於讀者安頓對日本的情感,也重振自己的國族連帶感,這份自信興許會讓讀者更親暱地對待日本,若進一步萌生尊嚴與正義感來對抗國民黨政權的內部殖民,那就更好了。只是,我無法同意「一切終究都是文學的」,至少台灣史的許多方面,並非「無從」疏理;文學儘可消化史家的工作,卻沒辦法取而代之。

回過頭來,這本小說讓我在列車上感動不已,但它真寫得那麼好嗎?我反倒認為吉田修一是靠優秀的敘事技巧,才勉強遮掩住單薄的人物與情節。

有趣的是,會說「單薄」,其實也源於「認識」。欠給時間的債,倒是勝一郎線還得最偷懶。明明經歷了認同與家計危機的終戰時刻1,卻只心繫中野赳夫(腐女魂都燃起來了);返日後堪堪60年,似乎分毫不受日本的各種「戰爭之框」2與安保鬥爭3影響。生徒動員對台灣的中野赳夫而言是赴死的徵兆,在灣生葉山勝一郎心裡,好像只牽連著那句不該說出口的「曜子的父母會答應把曜子嫁給二等國民嗎」。勝一郎跟赳夫重逢的場面,吉田修一明確寫道:

兩人之間流動的不是六十年漫長的歲月,流動在機場一隅面對面的兩人之間的,是兩人在遙遠的日子裡一起度過的濃郁時光。這令他想起那個悶熱難眠的夏夜,來約他去散步的中野的臉。頭一次戴上台北高中的制服帽,抬頭挺胸一起走過台北繁華街道的日子,揮身大汗一起挖防空壕,中野母親做的晚飯,在勝一郎家喝下的生平頭一口清酒。(278-279,粗體為我所加。)(這段看得我心癢難耐,都不知道該怎麼設想兩人的關係了。)

或許我們該站在「認識」與「倫理」交疊的地方,探問:「為什麼記憶選擇了這些片段?記憶與遺忘(其他從史學知識可推得的細節)又分別要求何種條件?」試想,在中野赳夫的六十年裡,他經歷國民黨的屠殺與政治宣傳,該黨私國之力,企圖以「抗日」壓制複雜的殖民經驗,嗣後又動員台灣社會投入「國共內戰」。中野出身有頭有臉的家族、經營醫院,又豈能不在政、商等領域博奕地方政治。當他被詆毀為「皇民世代」時,他作何感受?他會想起自己二等國民的身分嗎?除了濃縮於眼前勝一郎的少年記憶,中野會如何構念台日的國與國關係?《路》沒有寫到中年台灣男性角色(約當中野的子代),他們對日本的概念與情感,跟戰爭期世代的中野,恐怕也很不一樣。這些曖昧而糾葛的情感屬「歷史先驗」,亦即小說敘事所預設的背景條件,吉田修一化解的辦法,一是讓它迤邐於全書,二是聚焦於年長者的移動之難(對照於動輒往返的春香與人豪)。費了好一番功夫才能抵達的台灣,不得不是值得在此死去的地方;吉田修一將歷史的重荷委交老來一意追尋「六十年前」的人性,的確是討好的處理方式。(腐女表示:兩人間的障礙死後,關係突飛猛進,簡直《愛在瘟疫蔓延時》。)

當然,記憶/遺忘的選擇對應於作家書寫的取捨。迴避戰爭期與中年台人的國族情感,或嘗試以敘事、人物和情節借道歷史,是可行的寫作策略,代價則是書寫勝一郎此人物的力氣大半花在醞釀移動,勝一郎的道歉與中野對日本(人)複雜的情感,則停留在私領域的情感交換,搆不太上倫理的份量。

串織全書的春香—人豪線則是片面,根源則似乎在於階級。對照於勝一郎的移動之難,春香與人豪以其頻繁的移動,反映台日間經濟、文化等的深刻交纏(政治再次被按捺到第二層)。依據移動在小說敘事中的成本,我們可以區分三種程度的移動。一是如同台日飛行的位移,僅為穿越「同質、空洞的時間」之不得不然,以其無聊、彷彿無成本,襯托第三種程度,亦即高鐵工程緩慢的進展、高鐵路線及機廠、台北的吃食與散策路線等,需要積澱的日常生活移動,以及島上旅行的路線等描寫(這方面透露吉田修一最熟稔、愛最深的環節,也奠定讀者對敘事的信任)。介於其間者,則例如春香與人豪工作上的晉陞。

敘事時間十年前的春香與人豪,分別以旅行和救災兩種形式造訪台日,而後因工作與留學而在對方的國家長久居留。兩人的階級條件讓他們能容受位移的成本,跨越「專業人士」的門檻,「停不下來」似地在各自的職場梯級上攀援。他們有能力不停下來。與這種無意識(或對工作倫理毫不置疑)的打拚相對的,是春香從毛細孔漫漶出來的、對台灣的眷戀。同樣以台日間情感移動為主題的《他城紀》(徐嘉澤著),人物設定也類似:日本的會社高級職員裕樹,乘籌備分公司的機會,追尋曾激戀又因愛分手的台灣設計師信治。「本魯」讀這類故事,總覺得有些不踏實(這是「我的故事」嗎?通過閱讀我欲望了什麼?滿足了嗎?抑或閱讀所撕開的欲望裂口綻得更開了?),儘管心下雪亮,ㄈㄈ尺(Cross Culture Romance, CCR)是這個時代的魯蛇想像得起的小神話。

一方面位移成本降低、移動機會增加,即便魯蛇也搭得起廉航,而留學門徑雖然略微收窄,交換學生的機會卻是增加。另方面,以移動為前提的ㄈㄈ尺容許宏大而靈活的前/後台展演,好比中南部同志至今還是會打算「上台北」,離鄉背井才能盡情發展不容於傳統或鄉民社會的個性。如〈上路與借道〉的分析,《路》寫及「三個來自日本的角色背後都是停下的時間」,不論是憂鬱症、老年生活或婚姻生活,移動都可以暫時切斷個體與「人生麻煩」面對面的壓力,且藉著電話、郵務、網路等媒介,維持曖昧的連結。《他城紀》裡的裕樹以台日間的距離懸擱婚姻,〈古都〉的敘事者則在扮演日本觀光客的過程中,嘲諷或傷懷「異地而處」的歷史與認同。

再將世代間大相逕庭的經驗納進來看,好像可以說,戰爭期世代期望藉著移動來縫合與療癒,期待「回到那裡」能讓生命經驗圓滿統一,而1970年代到1980年代出生的世代,則嘗試憑藉移動造就的前後台分離,打造「自由生活」,卻又難免認知到:自己所屬世代移動的條件,實繫於跨國資本流動與商品交換。在流動與交換頻繁的台日間移動,固然能拓出自由生活的舞台,但不可能期待需要經營的日常生活、親密關係,也都會從此幸福快樂。此外,移動也讓人傾向非政治的生活,畢竟資本流動與商品交換期待的是國際政治保障的「無障礙空間」,不能認同這一點的話,流動總會有些尷尬,例如〈古都〉。

專致與片面不一樣。《路》之為一本「情書」,寫台日間的人情淳美,讀者很難不被感染,然而人物與情節略嫌片面,不但降低了故事的說服力,其描寫的情感有時近乎鄉愿、古怪4,那不是高明的曖昧。專致是通篇講一件事,但所有講了或沒講的材料,儘管意義曖昧,都撐持著它;反之,片面則是有意無意地捨棄了曖昧,凸顯某個面向的意義,卻容易膩。吉田修一試圖以流動專致台日間的情感,但將情感政治外包給讀者或逕自當做歷史先驗的作法,侷限了他能處理的意義複雜度,整本小說遂流於片面。畢竟,「政治」概念的豐富意涵也包括「定義概念、界分何謂可能與不可能」的鬥爭。

當然,我沒辦法排除一種假設,即吉田修一其實完全寫進了台灣的實在,台灣社會果真傾向於「只會記開心的事,不會記難過的事,難過的事一下就忘了,活著就談開心的事。我們就是這樣。」(375-376)比起專致,不如片面比較舒服、好相處。京都的寺廟總只敞開一隅接待觀光客,後者便讚不絕口,實則精微之處始終只留給「自己人」。話說回來,如果我們同意「純文學」這個分類應該被置入括弧、加以反思,那就應該認真看待這個假設,認真看待書籍消費者之期望被療癒,以及本地社會「停止內耗」、「向前看」的渴望。兩個月進三刷的成績,能否用來解讀台灣讀者的習氣呢?

那麼,專致台日間各世代複雜的情感政治,同時獲得商業上的成功,這條路委實不容易走出來。若非如此,何須專致地期待。


  1. 汪彞定的自傳《走過關鍵年代》(商周,1991)有相關敘述。其中,日人擺攤、拉車、找學生樣的外省人入住以避免1946年來台的軍人和公務員佔據等狀況,均可看出當時在台日人經濟的窘境及心理的焦慮。 

  2. frames of war。根據汪宏倫(2014:Ch.3),戰爭之框有兩種意涵,一指「戰爭所創造出來的結構框架,二指「人們藉以界定、理解、詮釋戰爭及其遺緒的認知框架」。 

  3. 勝一郎出生於1927年的台灣。兩次安保鬥爭對小他8歲的大江健三郎顯然頗有影響(參見《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當然1952年安保鬥爭時,勝一郎剛好是就業的年紀,是有可能對這些事件馬耳東風。 

  4. 春香終於跟人豪說開那節的結尾,春香的心內獨白:「就算懷著同樣的感情,時機錯過了就沒有意義。我找不到他,而他也找不到我。[...]如果人豪要找的我在這裡,而我要找的他也來到這裡,該有多好。」(316)問題是整本小說讀完,看不出他們哪裡不能接受重逢後的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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