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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登於《秘密讀者》（2014年9月））

我在台東往台北的莒光號上讀《路》。高鐵通車後，台灣西岸的旅行即便轉乘也鮮少超過五小時，東岸這種每站都停的列車，仍深受各地居民仰仗，只是要結實開過七個小時。沒買到坐票，車掌招呼我去列車中段、車掌室旁的「保留席」坐；一站站過去，果然不少熟門熟路的乘客來此歇腳，一路相互讓座與看顧，自成淳厚而無章法的秩序。人情殷勤，我兩頭都讀到了。幾次讀到一個段落抬頭，只能死板著一張臉，不能自抑暗地的感動。

2013年11月《路》三刷（出版於同年9月；2014年3月我買到的是三刷），當期《秘密讀者》也有一篇書評〈上路與借道〉，稱讚吉田修一節制的敘事技巧恰如其分，讓引發感動的核心，亦即「『歷史』；或是『時間』的力量」，完整發酵，而諸如「台日間體感時間的差異」、「來自日本的角色在日本的時間皆停滯」則是埋藏的線索。對於這本「寫給台灣的情書」，評論者敏銳地指出一個弔詭，亦即他認定小說最感動人的部份（勝一郎線）得力於歷史，但本書無力或本就不打算處理，於是費心經營的反而不如「借道」（於歷史）的容易打動讀者。評論者藉其筆下聰明的吉田修一，說明「他」知道「一切終究都是文學的，連歷史也是，時間裡無從疏理的，成為通往《路》的最後一條路」，以此期勉台灣創作者「在愛中發現路」。

誠然「認識」與「倫理」是兩回事：吉田修一無力或不打算在《路》近400頁的篇幅裡處理台日殖民史與戰爭史，即便「認識」領域掛零，並不妨礙在小說中重建個體與部分階級等尺度上、台日關係的倫理，多半仍有助於讀者安頓對日本的情感，也重振自己的國族連帶感，這份自信興許會讓讀者更親暱地對待日本，若進一步萌生尊嚴與正義感來對抗國民黨政權的內部殖民，那就更好了。只是，我無法同意「一切終究都是文學的」，至少台灣史的許多方面，並非「無從」疏理；文學儘可消化史家的工作，卻沒辦法取而代之。

回過頭來，這本小說讓我在列車上感動不已，但它真寫得那麼好嗎？我反倒認為吉田修一是靠優秀的敘事技巧，才勉強遮掩住單薄的人物與情節。

有趣的是，會說「單薄」，其實也源於「認識」。欠給時間的債，倒是勝一郎線還得最偷懶。明明經歷了認同與家計危機的終戰時刻¹，卻只心繫中野赳夫（腐女魂都燃起來了）；返日後堪堪60年，似乎分毫不受日本的各種「戰爭之框」²與安保鬥爭³影響。生徒動員對台灣的中野赳夫而言是赴死的徵兆，在灣生葉山勝一郎心裡，好像只牽連著那句不該說出口的「曜子的父母會答應把曜子嫁給二等國民嗎」。勝一郎跟赳夫重逢的場面，吉田修一明確寫道：

兩人之間流動的不是六十年漫長的歲月，流動在機場一隅面對面的兩人之間的，是兩人在遙遠的日子裡一起度過的濃郁時光。這令他想起那個悶熱難眠的夏夜，來約他去散步的中野的臉。頭一次戴上台北高中的制服帽，抬頭挺胸一起走過台北繁華街道的日子，揮身大汗一起挖防空壕，中野母親做的晚飯，在勝一郎家喝下的生平頭一口清酒。（278-279，粗體為我所加。）（這段看得我心癢難耐，都不知道該怎麼設想兩人的關係了。）

或許我們該站在「認識」與「倫理」交疊的地方，探問：「為什麼記憶選擇了這些片段？記憶與遺忘（其他從史學知識可推得的細節）又分別要求何種條件？」試想，在中野赳夫的六十年裡，他經歷國民黨的屠殺與政治宣傳，該黨私國之力，企圖以「抗日」壓制複雜的殖民經驗，嗣後又動員台灣社會投入「國共內戰」。中野出身有頭有臉的家族、經營醫院，又豈能不在政、商等領域博奕地方政治。當他被詆毀為「皇民世代」時，他作何感受？他會想起自己二等國民的身分嗎？除了濃縮於眼前勝一郎的少年記憶，中野會如何構念台日的國與國關係？《路》沒有寫到中年台灣男性角色（約當中野的子代），他們對日本的概念與情感，跟戰爭期世代的中野，恐怕也很不一樣。這些曖昧而糾葛的情感屬「歷史先驗」，亦即小說敘事所預設的背景條件，吉田修一化解的辦法，一是讓它迤邐於全書，二是聚焦於年長者的移動之難（對照於動輒往返的春香與人豪）。費了好一番功夫才能抵達的台灣，不得不是值得在此死去的地方；吉田修一將歷史的重荷委交老來一意追尋「六十年前」的人性，的確是討好的處理方式。（腐女表示：兩人間的障礙死後，關係突飛猛進，簡直《愛在瘟疫蔓延時》。）

當然，記憶／遺忘的選擇對應於作家書寫的取捨。迴避戰爭期與中年台人的國族情感，或嘗試以敘事、人物和情節借道歷史，是可行的寫作策略，代價則是書寫勝一郎此人物的力氣大半花在醞釀移動，勝一郎的道歉與中野對日本（人）複雜的情感，則停留在私領域的情感交換，搆不太上倫理的份量。

串織全書的春香—人豪線則是片面，根源則似乎在於階級。對照於勝一郎的移動之難，春香與人豪以其頻繁的移動，反映台日間經濟、文化等的深刻交纏（政治再次被按捺到第二層）。依據移動在小說敘事中的成本，我們可以區分三種程度的移動。一是如同台日飛行的位移，僅為穿越「同質、空洞的時間」之不得不然，以其無聊、彷彿無成本，襯托第三種程度，亦即高鐵工程緩慢的進展、高鐵路線及機廠、台北的吃食與散策路線等，需要積澱的日常生活移動，以及島上旅行的路線等描寫（這方面透露吉田修一最熟稔、愛最深的環節，也奠定讀者對敘事的信任）。介於其間者，則例如春香與人豪工作上的晉陞。

敘事時間十年前的春香與人豪，分別以旅行和救災兩種形式造訪台日，而後因工作與留學而在對方的國家長久居留。兩人的階級條件讓他們能容受位移的成本，跨越「專業人士」的門檻，「停不下來」似地在各自的職場梯級上攀援。他們有能力不停下來。與這種無意識（或對工作倫理毫不置疑）的打拚相對的，是春香從毛細孔漫漶出來的、對台灣的眷戀。同樣以台日間情感移動為主題的《他城紀》（徐嘉澤著），人物設定也類似：日本的會社高級職員裕樹，乘籌備分公司的機會，追尋曾激戀又因愛分手的台灣設計師信治。「本魯」讀這類故事，總覺得有些不踏實（這是「我的故事」嗎？通過閱讀我欲望了什麼？滿足了嗎？抑或閱讀所撕開的欲望裂口綻得更開了？），儘管心下雪亮，ㄈㄈ尺（Cross Culture Romance, CCR）是這個時代的魯蛇想像得起的小神話。

一方面位移成本降低、移動機會增加，即便魯蛇也搭得起廉航，而留學門徑雖然略微收窄，交換學生的機會卻是增加。另方面，以移動為前提的ㄈㄈ尺容許宏大而靈活的前／後台展演，好比中南部同志至今還是會打算「上台北」，離鄉背井才能盡情發展不容於傳統或鄉民社會的個性。如〈上路與借道〉的分析，《路》寫及「三個來自日本的角色背後都是停下的時間」，不論是憂鬱症、老年生活或婚姻生活，移動都可以暫時切斷個體與「人生麻煩」面對面的壓力，且藉著電話、郵務、網路等媒介，維持曖昧的連結。《他城紀》裡的裕樹以台日間的距離懸擱婚姻，〈古都〉的敘事者則在扮演日本觀光客的過程中，嘲諷或傷懷「異地而處」的歷史與認同。

再將世代間大相逕庭的經驗納進來看，好像可以說，戰爭期世代期望藉著移動來縫合與療癒，期待「回到那裡」能讓生命經驗圓滿統一，而1970年代到1980年代出生的世代，則嘗試憑藉移動造就的前後台分離，打造「自由生活」，卻又難免認知到：自己所屬世代移動的條件，實繫於跨國資本流動與商品交換。在流動與交換頻繁的台日間移動，固然能拓出自由生活的舞台，但不可能期待需要經營的日常生活、親密關係，也都會從此幸福快樂。此外，移動也讓人傾向非政治的生活，畢竟資本流動與商品交換期待的是國際政治保障的「無障礙空間」，不能認同這一點的話，流動總會有些尷尬，例如〈古都〉。

專致與片面不一樣。《路》之為一本「情書」，寫台日間的人情淳美，讀者很難不被感染，然而人物與情節略嫌片面，不但降低了故事的說服力，其描寫的情感有時近乎鄉愿、古怪⁴，那不是高明的曖昧。專致是通篇講一件事，但所有講了或沒講的材料，儘管意義曖昧，都撐持著它；反之，片面則是有意無意地捨棄了曖昧，凸顯某個面向的意義，卻容易膩。吉田修一試圖以流動專致台日間的情感，但將情感政治外包給讀者或逕自當做歷史先驗的作法，侷限了他能處理的意義複雜度，整本小說遂流於片面。畢竟，「政治」概念的豐富意涵也包括「定義概念、界分何謂可能與不可能」的鬥爭。

當然，我沒辦法排除一種假設，即吉田修一其實完全寫進了台灣的實在，台灣社會果真傾向於「只會記開心的事，不會記難過的事，難過的事一下就忘了，活著就談開心的事。我們就是這樣。」（375-376）比起專致，不如片面比較舒服、好相處。京都的寺廟總只敞開一隅接待觀光客，後者便讚不絕口，實則精微之處始終只留給「自己人」。話說回來，如果我們同意「純文學」這個分類應該被置入括弧、加以反思，那就應該認真看待這個假設，認真看待書籍消費者之期望被療癒，以及本地社會「停止內耗」、「向前看」的渴望。兩個月進三刷的成績，能否用來解讀台灣讀者的習氣呢？

那麼，專致台日間各世代複雜的情感政治，同時獲得商業上的成功，這條路委實不容易走出來。若非如此，何須專致地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