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意見書界定婚姻的方式，整個是十九世紀來的，甚至用上「超越」（transcendent）一詞形容婚姻之重。按其說法，婚姻之所以神聖，因為一加一大於二，婚姻不只是兩個人的事，「陌生人結成親戚，家庭與社會於焉結締」，所以婚姻神聖。
兩個人分頭造就不了的生活，可透過[婚姻的]動力成就，因為婚姻比單單兩個人更偉大。（Its [that of marriage] dynamic allows two people to find a life that could not be found alone, for a marriage becomes greater than just the two persons.）
宛如涂爾幹降臨。法庭甚至引用《禮記》(p.4)，我真正驚呆了。
說快一點，同志婚姻無疑透過法律系統重申婚姻之神聖的儀式，然而婚姻的實況如何，我們心照不宣。護家盟式的擔憂不是沒有道理，沒有道理的是他們的解法。問題在於，如此詮釋法律之後，李茂生所謂「沒有至高道德作為基礎」或「因為暫時性的性慾或其他功利理由而尋求」的婚姻，難道就不值得保障嗎？
李茂生該篇動態的追伸，讀來真讓人「笑中帶淚」。判決寫得跟聖書一樣，竟還口口聲聲說法律要適應世俗化的生活，歎為觀止。真要適應世俗化的生活，至少要像Jacques Donzelot那樣，把婚姻歷史性的性質梳理清楚，而不是動輒「亙古以來」，援引歷史宛如二流教科書。在歷史研究之上，區分當代婚姻中國家的利益和個體的利益，看要涵括什麼、排除什麼，怎麼重新安頓在法律中。意見書列舉了跟婚姻有關的法律面向，諸如租稅優惠、繼承權、財產權、醫院探視、醫護處遇決定權、領養權等，其正當性來源至少可以區分兩類：一是默認優先代理權，二是國家基於養護生產力而設立的優惠，兩類都不需要婚姻的神聖性作後盾。
所謂「婚姻是社會秩序的基石」，說穿了，就是穩定的社會關係才可預期，於是行政、警政、徵稅等國家的安排，借貸、保險等民間交易，得以用一種米養百樣人——前提是他們都結了婚。意見書耗在謳歌婚姻的筆墨其實都只有修辭的功能，安撫世俗化世界裡勢必交鋒的宗教勢力。
2.
法律系統作出判決的理據，只能訴諸過去的判決，意見書從中提出一項判決方法的原則：有沒有充分的理據，能將個案中涉及的類型，排除於結婚的權利？倘若找不到充分的理據，那麼管他是受刑人或是沒付小孩贍養費的父親，抑或本案中的同志，統統都有結婚的權利。
這條方法原則確實重要，因為循這條思路，根本不需要「社會共識」。本意見書不認為婚姻權利是「擴及」（extend）同性伴侶，而是因為同性伴侶體現了婚姻的價值，偏偏又找不到充分的理據能把同志伴侶從婚姻中排除，因此州政府不允許同志伴侶結婚違憲。
論及婚姻的價值，如前段所述，意見書修辭上推崇的價值（愛、忠實、奉獻、犧牲和家庭）跟它實際上著眼的性質（穩定性），實在談不上什麼必然的關連。
細看意見書的核心論證（第三節），可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提出四項理據：
跟誰結婚屬個人的選擇，這項權利包含在個體自主的概念中（the right to personal choice regarding marriage is inherent in the concept of individual autonomy）；
婚姻關係支持兩個個人的結合，對許諾婚姻的個體而言，其他的結合關係都不比婚姻重要，因此結婚是基本權利（the right to marry is fundamental because it supports a two-person union unlike any other in its importance to the committed individuals）；
婚姻確保了兒童和家庭，因此也是撫養、生育和教育等相關權利所不可或缺（it [marriage] safeguards children and families and thus draws meaning from related rights of childrearing, procreation, and education）；
本庭舉出的案例及我國的傳統都顯示，婚姻乃是我國社會秩序的基石（this Court’s cases and the Nation’s traditions make clear that marriage is a keystone of our social order）。本項實質內容引用托克維爾《民主在美國》。
第二項莫名其妙，第四項自打嘴巴。意見書第二節花了不少篇幅說明法律為什麼可變動，但這第四項恰好凸顯出這次判決的弔詭：法院基於系統外的期待，從系統內找出必須作改變的理由，但法院其實沒辦法從系統內找出「哪些事情該變動、哪些不該」的理由，這也是不同意見書的重要論點。單身人口或多次出入婚姻的人口越來越多，「婚姻是我國社會秩序的基石」這樣的判斷，難道不該變動嗎？
第三項，如前節所述，緊扣著家庭對生產力的貢獻，是國家必須照顧的利益，而且換到台灣來也成立。不過，伴侶能不能一起決定要以什麼方式，跟國家提供的優惠（如所得扣除額）、分配勞動力的機制（如領養）作結合，這是值得進一步考慮的。伴侶越能自主，行政的穿透力也越被抵消，短期而言行政成本會上升，假以時日卻有可能養出更活潑的社會機制，讓社會自行解決問題。
也就是說，國家需要穩定的社會關係，維持社會秩序與生產力，這反而可以是政策博奕的籌碼，不論要不要頂冒婚姻之名，都能藉機為社會單位爭取更多自由度。
第一項則牽涉到第二部分的論證，亦即平等與自由（liberty）的關聯。這部份論證仍舊不需要訴諸婚姻的神聖性。意見書的論證方向是，禁止同性結婚，會對同志造成傷害，侵害了公民的自由，進而造成公民之間不平等。
提及自由與平等的深層關聯，是我相對肯定這份意見書的環節，不過意見書頂多是透過憲法解釋的壓力，讓行政重新考慮資格認定的理由，不再根據宗教或其他莫名其妙的理由掣肘它根本不懂的領域，人民之間才能長出關係來。憲法解釋充其量只能在法律內部，申論自由與平等這兩個概念的關連，距離概念體現為社會事實，還有一段路要走。穩定的關係不僅對行政有利，個體也能受惠，更有勇氣積極行動，為公共領域注入活水，讓其他群體看見。長此以往，平等才會以虛構的樣態浮現。
3.
我無法同意#Lovewins ，因為（如張君玫所說），愛不但常輸，說得更精確一點，不牽掛賺賠輸贏往往才能體現愛。
迄今，不是愛勝過恨，是策略勝過恨。首先，從州最高法庭到巡迴上訴法庭，到最高法院，循序漸進，在最後的關鍵之前，法律系統裡面形同已經投過一輪票，贊成與反對都貢獻了見解（意見書也援引於附錄A）。
其次，每次判決前後都有相應的公關行動，持續維持議題熱度。
第三，提上最高法院的三宗案件都經過審慎評估，光看意見書的敘事都覺得動人，這不說，三案各自包含同志不能結婚衍生的問題，而且不利的處境不僅涵蓋同志伴侶，在個案中更殃及她們照顧的兒童，意見書判決理據的第三點(p.14)正是回應這種情形，後段也直接訴諸個案的急迫性(p.25)，即便只是輔助論據。
很可惜，這套策略搬回台灣，未必收效。基於大法官過去的表現，我對釋憲路線存疑。同志婚姻適用全米的消息報導出來，很多人都以#Lovewins下註腳，劉軒說什麼意見書末段體現「嚴謹、理性又兼顧人本的思維」，獲得超過4500個讚，近800次分享。一時的集體歡騰不能作準，當晚八仙粉爆又「天佑台灣」則讓人又氣又難過，所幸後續還是聽得見追究個人責任與檢討公共安全的聲音。台灣社會的情感，流通得特別快、特別強，只盼面對複雜現象的遠見，能在情感席捲後積澱下來。意見書對自由與平等的闡述，遙遙回應本地社會妒恨與「不平」的情感，撇開同志婚姻或愛勝出與否，建立制度，從而樹立信任，很可能是緩和情感沖刷的辦法之一。
拉開一座太平洋的距離，這份意見書本身修辭跟論證的分離，反映同婚運動這些年經歷的多重折衝，確實也值得本地有心人參考。意見書的修辭安撫了教會自由派，對他們來說，同志婚姻合法委實再次肯定婚姻的神聖性。意見書的第四段幾乎都在申論，為什麼不將此事交付「社會共識」，為政治運作拉了臺階下。反過來說，或從不同意見書的角度來說，最高法院無疑當了政治運作的擋箭牌。最高法院以「傷害的緊急性」論證此時此刻作出判決的理由，但不同意見書直指：
同性婚姻的支持者——經由民主程序——說服公民同儕採納他們的見解，成績已頗為可觀，今天，卻被五名律師蓋棺論定。這五名律師終結掉 [民主的] 辯論，將他們自己對婚姻的見解，標舉成憲法固有的內涵。
意見書主張同志婚姻是法律問題，亦即「憲法是否保障同性伴侶結婚的權利」，不能付諸多數決，這沒錯，只是最高法院確實也付出「將他們自己對婚姻的見解，標舉成憲法固有的內涵」的代價。同運團體的策略就高明在「擠兌」，也就是從法律、公關、政治等多方面，將政府能選擇的行動，越壓越窄，最後由最高法院以憲法解釋的形式扛下來。
對此，我深感佩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