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e-report.org/node/369/report
〈MBC罷工抗爭深入追蹤〉
/*這是對韓國電視台MBC（製播大長今、愛上女主播）罷工抗爭的報導，推薦閱讀。不過文章相當長，找個一小時空檔，泡杯茶再讀吧！關心媒體壟斷議題的朋友，也請推薦你們的朋友這篇文章，順便宣傳一下weReport這個平台（見下）。
這是weReport新聞產製平台生產出來的第一篇完整報導。我跟台灣新聞史不算太熟，台灣過去曾有在公開平台募資，公民（團體）出資，委託特定公民作採訪，所撰寫的報導嗎？本報導從2012-8-31募款到2012-9-21，20日內募得TWD38760，共有21位公民（團體）出資。
不僅產製方式特別，水準也甚好。記者楊虔豪既直擊現場，又有歷史縱深；不但採訪MBC的工會幹部與挺罷工的議員，也採訪反對罷工的大學教授。楊虔豪更對韓國各家報紙報導罷工的新聞則數，作了次數統計，顯示報紙的政治傾向與其報導策略大有關聯。分析了罷工作為抗爭手段的利弊，以及工會的功能和缺失。儘管文章還需要再編輯（有些極長的句子顯然是未經編輯；內容編排也可再小幅重組，會更有條理），就內容而言，足以讓我對weReport這樣的新聞產製方式，抱有初步的信心。以下筆記讀完報導的一些想法。
1.
工會的功能與限度：除斡旋勞動條件外，工會也有助於把守媒體經營者與從業者的素質。「這些媒體並不是因為薪水少而設立工會，而是存在不公正報導問題才設立工會」。新聞報導是一種專業，批評專業最好還是讓專業的來。然而工會獨大也會積弊，只是目前這還是太奢侈的弊端。
2.
韓國的工會較台灣強大許多，然而過去曾有效取得實質利益的罷工，在韓國電視台與娛樂產業跨出國境之時，卻漸漸失效。主因有三。
- 過去的罷工為勞方掙得更多權力，選任新聞編輯單位的主管，然而MBC的董事會，放送文化振興會，組成方式是由執政黨、在野黨、青瓦台（南韓總統府）各推三位成員，比例上就對執政方有利。
- 罷工不是合法手段，參與罷工等於賭上自己的工作（就算不被解雇，也可能遭受調職等懲處）。反觀資方可以訴諸法律行動，保守派媒體連動腦都不必，說你違法即可。
- 朴槿惠所屬的新世界黨主張將MBC民營化，然而韓國財團與政府過從密切，而政府目前仍在保守勢力手上，民營化可能會淪為政黨洗白的手段。就像旺中與 中共的關係一樣，政黨不一定要直接控制媒體，只要「大方向一致」，民營媒體也會「自動」與之對盤。民營化之後，工會更容易被資方各個擊破，畢竟誰受得了動 輒兩、三個月領不到薪水呢。
3.
記者訪問成均館大學新聞放送學系教授權相禧，他反對MBC罷工，但理由我覺得相當薄弱。權相禧認為南韓的電視台的編制與編輯權已獲確保，今日的罷工與其說 是為了公共性，毋寧更是「政治性的衝突」。可是事情如果是這樣，記者認為導致了MBC罷工的各種傷害編制編輯的事件，又該怎麼解釋呢？
按權相禧的說法，新聞專業、新聞自由、媒體的公共性，彷彿可以跟政治明確切割開來。這在南韓和台灣都證明是錯誤的。公共的意思是各方都能以自己的觀點看見事物同一，而事物仍按照自己的邏輯在運作。媒體當然可以有政治傾向（宣稱自己沒有政治傾向或客觀中立的媒體，是絕對可疑的），但在播送次數上顯現那麼的差距，甚至斷章取義、造假，又叫人看透透，這已經傷害到新聞專業了。
舉例來說，本篇報導的記者楊虔豪顯然支持MBC罷工，因為他鋪陳相當多支持罷工的資料、檢討各種罷工的利弊得失；相對來說，反罷工的言論只有權相禧比較有份量，其餘多僅引述一兩句話，或由記者代表。然而記者並沒有不採訪權相禧，也沒有不報導「有人反對罷工」。記者描述事實的份量有別，可能是因為他的偏見， 但也很可能是因為現實的權力關係有別（而記者必須勇敢地判斷價值）：觀點與所看到的現實，往往緊密相扣。我們需要其他的觀點來照見（而不是「平衡」）這起 罷工事件。正因為記者、媒體之間的觀點有別，我們才能同一事物的不同面向，卻仍相信那是同一個事物。
可是權相禧有句話說得不錯：「公共性守護須靠閱聽眾自身」。根據報導結尾的觀察，罷工雖然凝聚了不少群眾支持，但由於沒能在市民社會間成立「對等於工會的組織力量」，導致沒辦法在市民社會間推展運動。代價是，執政勢力還能用「有政治意圖」來打發MBC罷工。
我們在台灣也看到一模一樣的現象。政治與經濟的保守（維持現狀）勢力通常沒有核心論點，只有視對手強度調整談判底線的利益－－他們要維護的是「他們本來在 做的事情」的利益，「矢勤矢勇」或「貫徹始終」不是他們的原則。在台灣的狀況，自反旺中以降，反媒體壟斷運動逐漸累積了群眾，這一兩年間，其規模恐怕只有 福島核災催化的反核運動堪比。
國民黨一直在觀察運動的實力，調整出招，從拒簽反媒體壟斷承諾書，到今天讓民進黨團的「反跨媒體壟斷管制條款」「不需協商，送出委員會」。其間，平面媒體 見獵心喜糾察禮貌者有之（國民黨立委當然也配合唱戲），電視媒體剪掉藝人關於反壟斷的發言者有之（吳育昇表示媒體有取材自由）。執政勢力貌似不冷處理或打 發成民進黨的傀儡了，但這是因為運動累積了一定的實力，還要看立法時程與壹傳媒交易案的審查時程被如何安排（法案上路後才審查），以及目前列舉項目的實質內容。
在此同時，除了以照片等形式號召群眾支持外，運動也可以積極宣傳自身理念，譬如幫獨立媒體打廣告（這也是降低既有媒體佔有率、從而避免壟斷的方式）、利用weReport產製報導並嘗試在較有規模的媒體上宣傳產出的報導及「公民產製新聞」本身。
大多數人會擔心媒體壟斷，沒有多方比較消息真偽的閒暇也是原因之一。一般而言，我們都不大可能碰觸到「事實」了，必須假手記者。如果記者的責任是（帶著觀點）弄清楚「事實」，那麼，弄清楚大眾媒體在做什麼，比較與整理各家記者的報導，提供有別於一階報導的二階觀點，將會是我們維護新聞自由的重要憑藉，或許也可以是謀生的利基（亦即或許可以不經學院中介）。過去，在台灣主要是新聞學者從事這個層次的觀點生產，未來或許能開始內建於新聞業本身。商品化未必會先驗地砸鍋。
反媒體壟斷運動的過程，有可能讓台灣社會認知世界的方式複雜化，拉開更多層次，公民才會有更多本錢，去控制自己認知世界方式。特定集團的影響程度也就不容易陡增。
運動必須積極界定公共性的內容，並且提供幾項（初步的）工具，協助更多人參與，一道企及目標。
4.
上面提到我們要繼續監督「反跨媒體壟斷管制條款」最後通過的實質內容。〈MBC罷工抗爭深入追蹤〉報導MBC管理階層懲罰罷工勞方的手段，譬如強制調動記者路線，以及前述新聞編採管理人的派任方式，都可以成為前車之鑑，將反制的機制寫入編輯室公約。譬如蘋果日報編輯部的公約提案第20條：「不得以人事獎懲 手段等任何不利處分干預編輯部新聞專業與自主空間，或影響編輯部員工對新聞處理之不同觀點」。實務上大概還需要進一步詮釋「不利處分」，否則調動路線但薪 資不變等，難道就不構成「不利」嗎？跑新聞累積的人脈既是個別記者的累積，也是產製新聞的條件，此何以調動路線能能為一種「懲罰」。然其懲罰的恐怕不只個別記者，若傷及報導的品質，就也「懲罰」了閱聽公眾。南韓媒體資方的手段，有助我們防患未然，且若能進一步解析並概念化勞方的經驗，編輯室公約才會成為更 有力的實質防護。此理同隨著時局改變，必須不斷重新詮釋基本權的內涵。
5.
「報紙與電視台的工會都是順著一九八七年民主化抗爭風潮蜂擁而起的」。台灣與南韓走過不同的1980年代，是兩國工會發展程度有差異的原因之一，台灣的政 治相對有機會，吸引了不少人投身選舉，成為「靠政治吃飯」的人[1]，然而，基於種種原因，工會發展相對弱很多。儘管對抗政治權力的條件不同，兩國都發展 出一些制衡的手段（不過，從辛京珉和MBC工會幹部的發言來看，他們對鬥爭的實質目標，領會似乎比我們的「黨政軍退出媒體」要深刻、廣泛），使政治權力不 再能直接干預，然而兩國媒體目前都面臨商業資本及假商業資本媒介的政治權力。對兩國公民來說，當事情從「青瓦台干預人事」變成「廣告主希望撤換主播」時， 挺身抗辯的正當性好像就矮了一截。對此，姑且還是只能從增強新聞場域的自主程度下手？然而，相較於科學、文學等場域，新聞場域似更容易受政治與資本影響， 這與它本身的性質有關。新聞業「必須給出資訊」，必須給出我們[編輯]認為是新的東西，儘管最後泰半呈現為，比方說，談話節目。（最近發現TVBS甚至有一個新聞單元專報YouTube等網路來源的搞笑影片；人們近用網路的差異如此之大，以致有新聞台尋租的空間。）
[1]
c.f. 蕭阿勤訪談林世煜，對美麗島事件的影響及台灣的1980年代多有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