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most 5 years ago

昨日讀到自由時報社論〈漢娜鄂蘭因江宜樺而感羞辱〉,這一陣子讀到的「鄂蘭文」一道湧上。這篇太典型,只引述它也夠了。

這是一種 無效 的政治修辭,而且它還一併凸顯知識分子的 無能 。政治場玩的遊戲不是比誰精讀讀得精,而是比誰能善用權力,生產更多權力。是的,除了法律、章程所規定的權限之外,權力還可以透過各種政治行動,兌換而得。譬如綁樁就是以現在或未來的經濟(及政治)利益,換取樁腳現在的支持。積極授意或消極撒手地方衙門拆人家房子、擱置眾人關注的軍隊殺人案,在眾聲喧嘩中奔走顧樁,在注意力被轉移到兩項重要事件的關頭,快樂攫取91%支持而連任黨主席,這才是政治遊戲的玩法。

甚至,就連學術場的遊戲,都跟你有沒有把書讀進去、是否對學說奉行不渝,沒有實質關連。當我們說某學者是「傅柯派」(Foucauldian),絕對不是指他同時經營愉虐人生,亦非指稱他舉手投足流露法國高階知識分子的派頭。如果「傅柯派」這種詞不是大喇喇的空話,其意至多是指該位學者分析、思考或研究方法等的 風格 像傅柯。

江宜樺果真以鄂蘭的思想持身行事,根本一開始就不會去當行政院長。這一些提及鄂蘭的風涼話,對行政院長江宜樺又有何相干?僅僅暴露我們無能揭露他在政治場玩的是什麼遊戲、遊戲規則如何、各方玩家勢力關係如何等,真正相干的問題。

但願這一陣子的鄂蘭風,不是因為玉山社的新書要上市十月佳映代理的電影要上映,而帶起的。

題外話:與其將惡之庸常視為某種理論,東套西套,不如當成一種與特定事件、特定歷史脈絡下的 提問 。不同時代、操不同語言、自視/被視為不同族群的人,視他們如何界定該事件與其自身的關係,對鄂蘭的提問自能有不同闡發。否則,我實在不知道鄂蘭對我們有什麼幫助。警察(制度)的惡難道是因為其中每個人皆庸常?說警察個人的庸常源於制度的庸常(不良的勞動條件、莫名其妙的績效要求等),還比較通。惡,恐怕是學術中人,或者,有餘裕停下來反思的人,才比較在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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