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讀到自由時報社論〈漢娜鄂蘭因江宜樺而感羞辱〉，這一陣子讀到的「鄂蘭文」一道湧上。這篇太典型，只引述它也夠了。
這是一種 無效 的政治修辭，而且它還一併凸顯知識分子的 無能 。政治場玩的遊戲不是比誰精讀讀得精，而是比誰能善用權力，生產更多權力。是的，除了法律、章程所規定的權限之外，權力還可以透過各種政治行動，兌換而得。譬如綁樁就是以現在或未來的經濟（及政治）利益，換取樁腳現在的支持。積極授意或消極撒手地方衙門拆人家房子、擱置眾人關注的軍隊殺人案，在眾聲喧嘩中奔走顧樁，在注意力被轉移到兩項重要事件的關頭，快樂攫取91%支持而連任黨主席，這才是政治遊戲的玩法。
甚至，就連學術場的遊戲，都跟你有沒有把書讀進去、是否對學說奉行不渝，沒有實質關連。當我們說某學者是「傅柯派」（Foucauldian），絕對不是指他同時經營愉虐人生，亦非指稱他舉手投足流露法國高階知識分子的派頭。如果「傅柯派」這種詞不是大喇喇的空話，其意至多是指該位學者分析、思考或研究方法等的 風格 像傅柯。
江宜樺果真以鄂蘭的思想持身行事，根本一開始就不會去當行政院長。這一些提及鄂蘭的風涼話，對行政院長江宜樺又有何相干？僅僅暴露我們無能揭露他在政治場玩的是什麼遊戲、遊戲規則如何、各方玩家勢力關係如何等，真正相干的問題。
但願這一陣子的鄂蘭風，不是因為玉山社的新書要上市、十月佳映代理的電影要上映，而帶起的。
題外話：與其將惡之庸常視為某種理論，東套西套，不如當成一種與特定事件、特定歷史脈絡下的 提問 。不同時代、操不同語言、自視／被視為不同族群的人，視他們如何界定該事件與其自身的關係，對鄂蘭的提問自能有不同闡發。否則，我實在不知道鄂蘭對我們有什麼幫助。警察（制度）的惡難道是因為其中每個人皆庸常？說警察個人的庸常源於制度的庸常（不良的勞動條件、莫名其妙的績效要求等），還比較通。惡，恐怕是學術中人，或者，有餘裕停下來反思的人，才比較在意的事情。
